放在我面前的這本新書——《兩漢書法藝術研究》，最近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鄭培亮是我多年的好友，原來在大學里教書法，一干就是六年。后來考研，跟隨著名學者、書法家、山東大學教授蔣維崧先生學習文字與書法，還沒畢業便早早就業了?，F在一面做著《中國書法》雜志的執行編輯，一面兼著聊城大學的書法系主任，采訪、編輯、教學、創作，忙得不亦樂乎。


嚴格說來，這本書既不是書法史，也不是論文集，而是作者多年從事書法教學的一部分講義。全書共分六章，分別就兩漢時期的簡牘帛書、石刻與金文陶文書法分類詳述，又在此基礎上就隸書的筆法源流、漢代的文化生態以及漢以后隸書的發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不敢故作高深，只求通俗易懂，系統條理”，但字里行間處處流露出一種濃厚的思辨色彩，不乏真知灼見。


兩漢時期的墨跡遺存主要包括簡牘帛書與零星的題記。在簡牘帛書未被發現以前，人們研究漢代書法主要依據金石碑版，認識模糊，感受不真，歧義紛紜，屢見不鮮。“簡牘帛書的發現，不僅為史學、文字學諸研究領域拓一新境，而且為當今的書法創作提供了創變的契機。遺憾的是，人們對魏晉以后的片書殘紙推崇備至，對成千上萬形象生動、風格各異的簡牘書法卻不夠重視。”現在學習、研究漢代隸書，主要的對象還是刻石，墨跡的利用仍嫌薄弱。至于對漢代簡牘的形制、繕寫，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文字演進、筆法變化，書家似乎也少有關心，“許多人只顧求其放縱與夸飾，得其表象，難解古人何以如此。”


刻石一類，宋人已經開始搜集整理。清代興“碑學”，漢刻石是主要的研究與臨習對象之一?？淌N類頗多，主要包括摩崖、碑碣、石經、石闕、畫像石題記、墓記等等，尤以碑刻為大宗。各類稱謂，古今不一，作者分而述之，考其源流，析其流變，以便探討不同類型刻石書法在風格上的細微差別及形成原因。


漢代的金文與陶文以篆隸為主，配合器物的形制，追求裝飾意趣。過去有人將這一類型連同簡牘帛書一并稱為民間書法，作者對此不能認同。“漢代書法多出于實用之需，文人尚未分化。以書寫者出身的尊卑、地位的高低、文化素養的全面與欠缺、書寫風格的優雅與丑拙來人為地劃分經典書法與民間書法，標準既不統一，也缺乏切實可行的衡量尺度。”


該書第四章著重探討了漢隸的技法。對漢隸技法進行總結整理主要是在清代。清代“碑學”興盛一時，但矯枉過正，弊端顯而易見。清代許多理論家如“阮元、包世臣與康有為，鼓吹碑刻，既沒有見過漢隸的真實面目，又缺少書寫實踐，他們的理論真偽難辨，不盡可信。”現代人寫漢隸，在技法上主要還是按照清人的主張去做，甚至用清人的理解套解漢人的書法，作者認為這樣做，背道而馳，不合時宜。“實事求是，溯本求源，將碑刻與墨跡相結合，在現代發達的物質和技術條件下，不應是太難的事情。”


有關隸書藝術的審美研究，近年來已有不少論述。書法不能等同于建筑、雕刻與繪畫，其抽象的藝術特征決定了就書論書無法抽繹其美的規律特征。這里作者從漢代士人心態、社會倫理道德、思想觀念諸領域入手，將隸書與文字、雕塑、繪畫、建筑等藝術形式作以橫向的連結與比較，努力探尋漢隸藝術審美的嬗變及其軌跡。


漢以后隸書漸成頹勢。唐、清二代都是隸書復興的時期。唐隸徒具漢隸之外表，表現的還是唐人的情勢，清隸雖以漢隸為宗，也與漢隸具有質的不同。“在清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與學術環境中，清人的隸書不可能像漢隸那樣飛揚開張、縱橫捭闔，走向厚重古拙是其必然的選擇。”對清隸的藝術成就，理論界向來推崇備至。作者以為，“清人作隸，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得失參半。”限于篇幅，作者對漢以后的隸書作品以及擅隸的書家只能簡略評述，略陳己見，備作一章，附于書后，但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對清以來“碑學”運動的“成就”是持懷疑態度的。


該書的寫作得到了蔣維崧先生的具體指導。因為在山大就讀研究生的緣故，作者有機會常常聆聽前輩的教誨。“而且從先生那里，我開始真切地意識到藝術傳統的不可抗拒，意識到自己在繼承的道路上所存在的難以彌合的差距和缺陷。這既讓我感到畏懼，又使我從此不肯隨波逐流。”這盡管是作者的自謙，但從中也可理解、體味到鄭培亮養成善于思索的習慣以及形成獨持己見這一文風的緣由。(引文均出自鄭培亮著《兩漢書法藝術研究—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