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歐陽詢在初唐四家中,以其強烈的美學風格卓然獨立。他在繼承魏晉六朝書法美學特點的同時,自覺吸收北朝康健爽達的美學風氣,形成重法尚意的美學思想。其書作亦表現出質妍互重、骨韻兼并的美學風格。
關鍵詞:歐陽詢;初唐四家;書法美學;重法尚意


藝術家的美學思想深受時代審美風尚的影響。初唐時期“,海日生殘夜”,藝術亦表現出盛大宏闊之美。藝術家的氣質中,道家、儒家、佛家諸種思想雜融并存;藝術形式中,書法、雕塑、詩歌、繪畫、音樂皆盛極一時。僅就書法而言“,書家之盛,不減于晉”[1],書法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繁盛階段。然而,“江春入舊年”,書家多尊晉宗二王,書法多繼承因襲,然而,歐陽詢獨從六朝遺法中蟬脫而出,力創楷書的新氣度,因而形成質妍互重的美學風格。
一、歐陽詢書法美學觀與初唐四家之不同,首先表現在對繼承與創新關系的認識上
歐陽詢的晚年,進入被后世稱頌的“貞觀之治”時代。唐高宗繼位,推行了許多新的文化政策,初唐文化呈現出別樣的繁榮。在書法藝術方面,初唐統治者偏愛書風秀約典雅的王羲之,將其奉為書圣并身體力行地推揚王氏書風。因此,初唐書壇晉風猶存,古法尚在,魏晉六朝的迤邐之美深深地影響著初唐書家。當然,初唐的這種美學風尚畢竟不同于魏晉六朝的靡靡之音,更多的具有秀骨清相的審美內涵。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便是由隋入唐的歐陽詢,他盡管與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稱為初唐四大書家,卻戛戛獨造,在書論和書法創作中既主繼承,更重創新,表現出更多的獨創性。
虞世南“書法親承釋智永的傳授,筆致圓潤遒逸,瀟散灑落,尚有六朝人余韻。”[2]其代表書作《孔子廟堂碑》《、汝南公主墓志銘》,深得王羲之《蘭亭序》之精髓。褚遂良書從王羲之出,兼學虞世南,他臨摹的《蘭亭序》,形神俱似,深得王逸少之神韻。《唐人評書》稱其書“字里金生,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便是對褚書風格最好的概括。世稱薛少保的薛稷,是一代名臣魏征的外甥。魏征收藏虞世南、褚遂良的書法甚多,從《廣川書跋》言“其師承血脈,則于褚為近”,可以看出薛稷師從褚遂良,所謂“買褚得薛,不失其節”,足見其書風纖麗疏通的特點。
因此,初唐四家中的三家都是王氏書風忠實的繼承者。而歐陽詢書風卻險勁凌厲,與并稱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大異其趣。如果說虞世南、褚遂良等多代表了南方神韻溫麗的書風,那么歐陽詢則更多地從南取韻,而以北朝之規矩嚴整為骨。《唐書》本傳中謂“詢初效王羲之,后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度所傳,人以為法”,說明歐陽詢是在繼承魏晉大王溫厚、嫵媚的書風基礎上,增添了新的美學元素。因此,他兼容的書學風格在初唐書壇上顯得卓然特立。
二、歐陽詢書法美學觀與初唐四家之不同,也表現在對法與意的不同追求中
歐陽詢這種重法尚意的美學觀,體現在他對書法結構藝術的闡釋和探索中。傳其書論中“排疊”、“避就”“、穿插”“、向背”、“覆蓋”“、朝揖”“、頂戴”等概念,是書家對書法空間意識的總結,在看似的相反中求得整體的相成平衡,在不正中求正,充滿了“和而不同”的辯證思想。歐陽詢在繼承大于創新的初唐書壇上,孜孜不倦地追求書學氣質中的“法骨”,成為有唐一代“尚法”的先驅。比起其他三家,歐陽詢最突出的成就也正在于此。
初唐四家中的虞世南,更多地表現為對“意”的追求。他的書風體現了一種溫文爾雅的內斂之美。如果說虞世南是追求造型意味的書家,那么褚遂良展示的便是來自于筆意的華美。他用線條臨摹出神似的《蘭亭序》,其筆法之講究可見一斑。至于薛稷,其《信行禪師碑》明顯汲取褚書風格,自然流露清雅娟秀的神韻,完全是南派尚意的書法風格。
歐陽詢在書法創作中一直致力追求對“法”的建立,將書法藝術的意象之美納入規矩嚴謹的法度之中,對恣意的抽象美作了精金美玉般的雕琢“,法”與“意”兩個互生的美學元素在歐陽詢的書作及書論中得到了完美的契合。本來,“‘意象’是中國傳統藝術的造型法則”[3],從古到今的書家們也在孜孜不斷地追求著藝術的最高境界——意象美“,鐘繇書如云鵠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王羲之書家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4]等,都是在用形象的語言描述著意象的書法藝術。初唐四家中的虞、褚、薛也都寄情于點畫之間,表現出各自特有的意象語言。同樣,歐陽詢在書論中也強調書法用筆須“如高峰之墜石,似長空之初月,若千里之陣云,如萬歲之枯藤”,將用筆之法進行形象化的描述,從形象中感知筆致,可謂“含不盡之意于筆外”。可以說,在書法創作和理論上,歐陽詢都在用意象的美學語言把握、尋找著書家審美理想的表達方式及書法藝術的美學精粹。然而,歐陽詢對于“法”的建立卻是卓然獨立的。書論《三十六法》對真書的結構規律作了有益的闡釋,將書法這一由線條構成的空間藝術進行了理性的分析。線條上,他將用筆提高到審美的高度,“墨淡則傷神采,絕濃必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露骨”;結體上,“輕與重、方與圓、虛與實、縱與收、連與斷”等概念是在相反中求均衡,與險勁中求平正,與相斥中求中和,這些也都孕育了“意”的審美理想。在他的書學意境中,有著對莊嚴美的追求,筆意凌厲俊秀,結構險絕鋒利,既得古拙厚重之氣,又兼俊麗典雅之味。因此,法度森嚴的歐書,在初唐四家中方正俊利的風貌最多,風格也最為強烈。
三、歐陽詢書法美學觀與初唐四家之不同,還表現在對質、妍風格不同的追求中
孫過庭在《書譜》中引詳者之語,謂書風“古質而今妍”。質、妍作為兩種藝術風格,各有其審美價值,卻又植根于魏晉南北朝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思想文化背景中。唐代空前統一,南北文化日益融合,藝術風格自應將質妍兼融。“正如工藝和賦之于漢,雕塑、駢體之于六朝,繪畫、詞曲之于宋元,戲曲、小說之于明清”,[5]書法與詩歌同是唐代最成熟的藝術。與初唐的詩歌一起來分析初唐書法風格的流變,可看出在美學風尚的影響下,藝術門類所共有的美學特點。初唐時期“,因為南北的差異性,這時的美學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地存在著南北地域上的差異”[6]。北方在“尚武”精神影響下,美學風格豪邁雄壯,古樸淳厚,即所謂“質”;南方自魏晉遺留的“靡靡之音”婉麗秀美,瀟灑飄逸,即所謂“妍”。兩種美學風格見之于文學便產生了很大的差異“,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溯詞義貞剛,重乎氣質”。《(隋書·文學傳序》)書法也便如阮元在其《南北書派論》中所言“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較之四家中的虞、褚、薛,歷經三朝歐陽詢并不排斥南朝之“妍”,而又更多地繼承了北派剛勁樸茂、規矩嚴謹的風尚,形成了質妍兼融的書學風格。鐘明善先生曾說“:魏晉之際所崇尚的‘刑名’‘、玄淡’、‘通脫’是王羲之書法所由產生的時代思想風潮,是他自己獨特的意識、性格、作風以及他的書法風格產生的思想基礎。”[7]因此,歐陽詢將質、妍兼融,可說是對前代書風的超越,對時代新風的呼喚,成為他自覺的審美追求。
歐陽詢質樸妍美的書法風格,體現著陰陽調和、剛柔相濟、中和為美的審美關照,與他書學思想中“法”與“意”是兩個互生的元素,密切相關。他將形式化的法度與形式化的本身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這正是從北派之“質”到南派之“妍”的變通。觀其書作《九成宮醴泉銘碑》,用筆方正嚴謹,疏朗明快,結體險絕凌厲,氣韻流暢疏通,一絲一毫之間不差半點分寸,法度極為森嚴。再品其意,明陳繼儒謂“此帖入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氣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8]在此碑中,他將“意”巧妙地規矩于“法”度之中,凝厚森嚴的用筆之中蘊含自然流暢的情感意蘊,被譽為“正書第一”。通觀歐陽詢的書作,都是“法”中有“意”“,意”中取“法”,這如同詩歌中以南朝的“文”,裝飾北朝的“質”,以北朝的“質”充實南朝的“文”,從而“創造了中國詩歌最健美的典型”,[9]因此,可以說,歐陽詢以重法尚意而求質妍兼融的美學風格在初唐是獨有建樹的,從風骨到意境,從長乎“法”到感于“意”,其兼容的美學理想令人心醉神馳,這是與他同時代的書家所無法企及的,也為后來唐代書法的成熟作了有益的探索。
虞世南的書風是南派的典型代表,妍多于質,從東魏《高彥造像記》一類作品的溫婉秀麗,風姿綽約便可看到他的楷法之源。如果說虞世南的卓越之處是在于其書作中所傳遞出的“意”的美學品位;那么,同樣學法南派的褚遂良,則更為細致地對書法的用筆進行“意”的探索,形成獨具一格、筆致華美的書法風格。薛稷則“得歐褚陸遺墨至備,故于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與褚為近”。(黃伯思《廣川書跋》)他的《信行禪師碑》用筆清健娟秀,筆致起落之間圓潤緊俏,自然流露出無限意味,純然是褚書的面目。可以說,虞、褚、薛三家都是尚妍的典型,他們都在自己的書風中自覺地表現出“意”的韻味,都不失為唐楷的大家,然而,在對“質”的探索上,他們的特點都不及歐陽詢明顯,歐陽詢在繼承前人“妍”的基礎上,從書法創作到書學理論,對“質”進行了有益的嘗試與總結。這種兼容的美學風格展現著獨特的藝術魅力,充滿著康健充盈的生命力,內在的風骨氣度同意氣風發的初唐詩歌一樣呼喚著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由此可以說,歐陽詢在初唐書壇上是卓然獨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