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逸文化與中國書法
陳紅衛(wèi)

　　書法史中，由仕而隱的書家并非少數，從王羲之到鄭板橋，幾乎代不乏人。或隱于野，或隱于市，雖然他們各自經歷不同，卻都在書法史上留下了燦爛的篇章。
　　傳說中的“三皇”、 “五帝”時代，就有高隱之士存在，皇甫謐《高士傳序》云： “有鴻崖先生，創(chuàng)高于上皇之世；許由、善卷，不降于唐虞之朝”。然這些傳說，只是隱居的萌芽時期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尖銳，尤其是王莽篡權，引起了許多忠于漢室的士人的不滿，于是隱居山林以避王莽政權征辟的士人大為增加。到東漢中期以后，外戚、宦官相繼專權，政冶極端黑暗，加之漢武帝獨尊儒術和白虎觀會議之后，儒學之士大為增加，仕途被外戚、宦官所壟斷，出現(xiàn)了隱居不仕的又一次高潮這些士人以隱居林泉之下為其生活的最高追求，或“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或“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于出處之間”，其中有些人或隱于詩、或隱于畫、或隱于書，終身孜孜不倦，多有所成，從而對我國古代文化的發(fā)展和演變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以漢魏晉；；朝為第一高潮的隱逸文化，開啟了一個張揚主體性及凸顯隱逸人格精神的時代新風，從而使中國傳統(tǒng)中一些重要的文藝體式、文藝境界、文藝鑒賞及文藝范疇等借美的發(fā)掘與鑒賞而獲得了發(fā)展。
　　一、書法藝術的基礎是東方美學
　　“書法”在早期并未完全體現(xiàn)為后來所指的“書法藝術”，它也經歷了一個向藝術化、審美化方向不斷發(fā)展和提升的過程，文字的出現(xiàn)，無法帖可比， “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顯示出極大的創(chuàng)造精神。然而歷經數代，當前人造字、作書的經驗方法被總結為可以照本行事的“法度”之后，即成為后人直接學習的材料，從而忘記了先民當年作書的基本精神，師法古人成為惟一的學書途徑，嚴重阻礙了后入對書法與自然的感悟。
　　“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文化精英們信奉和追求的精神境界。這里“天”不僅指天道、自然規(guī)律、天體萬象，其實也可以指藝術品。 “書法是抽象的，它是文化人類的心電圖，是人的生命意象的一種文化表達”(吳振峰語)。東方美學的至高境界是人和自然的默契，人不是對抗自然、索取自然、凌駕自然，而是虔誠地把自然當作最高法則，其結果就是自然的人情化、人格化。由于入與自然的不口諧統(tǒng)一，人們也就有可能在研究自身的過程中領悟世間一切，因此完全可以給每個藝術創(chuàng)造者的各行其是提供積極許諾。中國古代美學的一個重要原則是“氣韻生動”，這里的“氣”指的是宇宙生命，是一種流蕩廣遠而又包函廣遠的整體性存在，這種“氣”化解著主、客體之間的界限，也模糊了人與自然的鴻溝，而書法作為一種抽象的藝術，正契合了這種要求。
　　二、書法的根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即儒釋道思想的融合儒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禪曰：放舍身心，令其自在。道日：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獨來獨往。中國古代審美文化里，存在著三種審美主體，即宮廷審美文文化主體、士大夫審美文化主體和世俗審美文化主體，從而相應地存在著三種審美文化群落。前者可以晚唐五代宮廷審美文化為代表，后者可以明中葉以后興起的世俗審美文化為代表，而士大夫審美文化構成了中國古代審美文化的主流形‘式(程勇《中國古典美學研究的幾個問題》)。“逸”的本意指逃亡、隱居不仕、放縱、超絕，在隱逸文化成熟時期，它代表著隱逸的高級境界，升華體現(xiàn)為不拘法度、超凡脫俗、自由自在的隱逸人格精神。隱逸在中國成規(guī)模出現(xiàn)，這從世界范圍內觀之，是十分少見的，歸隱普遍發(fā)生于中國古近代，同“士”階層或者說知識分子階層自春秋形成并在后世不斷發(fā)展密切相關：從學理上講， “隱逸文化”是由“士”或者說是由隱逸士人、隱逸士大夫及憧羨隱逸的士入、士大夫(即準隱士)共同創(chuàng)造的一種非主流文化。
　　禪的境界看起來空靈、超脫，而實際上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知識精英兩種狀態(tài)的反映：一種是皇帝昏庸、奸佞當道，文化人自身的抱負才能受挫而隱居避世；一種是社會人生荊棘叢生，情英們清高鶴立，又能洞察人生，思接千載，追求精神自由、永生和心境超脫、空靈。總之，禪的境界與藝術家的生活、個性和精神是溝通的，中國書法的創(chuàng)作論中“道法自然”、 “意是我自足、放筆一戲空”、 “放浪形骸之外，得趣點劃之間”等，正是懦釋道思想合一的體現(xiàn)。
　　三、隱逸文化獨具的藝術
　　審美潛力——人格的獨立與自由的獲得
　　藝術審美本身就要求以人格獨立與自由的獲得為基礎，而隱逸文化恰好使隱士及準隱士具備了這一基礎。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史中，對知識分子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儒家思想。然而，從儒家的鼻祖孔子開始，文人就不曾有一天真正登上政治舞臺，這固然與文人的幼稚和迂腐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孤高自許而不被世容。《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日：“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立德、立功不成，求其次才是立言：既然仕途受挫就歸隱林泉，著意藝事，這種思想是深有傳統(tǒng)的。孔夫子就對曾哲的“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出塵思想備加贊賞，并且還說：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種由仕而隱的人生經歷，對個體的人來說，不啻是大磨難，但對藝術家來說，則是大洗禮；因為出仕，開闊了他們的胸襟，增長了他們的見識；因為歸隱，凈化了他們的靈魂，升華了他們的思想； “濤窮而后工”，如果略去這樣的生活經歷，誰敢肯定中國歷史上還能夠出現(xiàn)這許多光彩四射的藝術大師?打開中國書法史，從書圣王羲之到鄭板橋，幾乎代不乏人；王羲之初為秘書郎，后遷任長史、江外刺史、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為人正直，有濟世之志，但東晉偏安一隅，山河破碎，戰(zhàn)亂頻仍，他屢次上疏陳述政見，終不得重用，遂不復為官，與高士優(yōu)游自適而終，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就是他歸隱后的作品。還有楊凝式、蘇軾、黃庭堅、徐渭、金農，由理想而求仕，因碰壁而彷徨，終隱退而解脫，終于在藝術上取得了卓然獨立的成就。宗白華先生指出，漢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最混亂、社會最痛苦的時代，卻是人精神上最自由、極解放、最智慧、最濃于熱情的時代，最宜藝術精神的時代，其詩、書、畫等奠定了后代文藝的基礎與走向：
實際上，隱逸文化的勃興和隱逸人格精神的張揚，給后續(xù)各個時十《的士人及士大夫編織了一個美麗的夢。

——摘自《書法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