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后的中國逐步步入了一個思想開放、文化多元的時代，但這種思想開放和文化多元尚處于初級階段，也就是說，中國尚處于從極權政治向后極權政治、從官本政治向民本政治逐步過渡轉型的時代，這個轉型需要經歷歷史的陣痛，那么，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語境下，文人和知識分子所主導下的學術與藝術史研究與寫作就成為一道民間化回歸的新景觀，由劉正成總主編的《中國書法全集》無疑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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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化是中國社會從1980年代之后所涌現出的一種思潮傾向，民間化是與極權化、官本化相對立的。官本化是體現集權政治和專制政治的話語符號，而民間化則是體現民本政治、公民政治及憲法政制的話語符號，民間化的主導力量是以自由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下層社會力量，民間化的出現必須要有一批有良知和自由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啟蒙和推動。從總體上說，中國學術思想的多元化、民間化和底層化的出現，就必須要有這一批知識分子的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真正建立首先需要市民社會的建立，而市民社會建立的前提條件又是民間社會及民間意識形態的發育與成熟，民間社會及民間意識形態的發育成熟是一個國家從官本社會向民本社會轉型的必要路徑。而民間社會的建立，最根本的是要有一批具有著民間意識及獨立學術精神的知識分子與思想者的推動。在民間社會的建立過程中，知識分子仍然充當了啟蒙者、先行者和推動者的作用。從思想分期上看，1980年代是中國思想的啟蒙年代，新啟蒙主義成為當時的主流思潮，1980年代的中國，無論是文學界、美術界還是電影界，都充斥著啟蒙與反思的聲音，一大批的作家、詩人、藝術家及電影者成為了引導民間社會、啟蒙民間社會的先驅者，但是，總體看來，中國民間社會的發育仍然不完全不成熟，21世紀的民間中國仍然需要啟蒙，需要新的啟蒙。在我看來，在1980年代的中國，書法的啟蒙已經開始啟動，而且20年來的書法運動與一批先驅者的書法啟蒙是分不開的，這當中，劉正成先生功不可沒，但是，1980年代的書法啟蒙僅僅是完成了書法的大眾啟蒙，它使得書法這一高雅藝術走向了廣泛的民間與民眾，但是與此同時，1980年代的書法啟蒙也完成了書法作為權力話語的轉型，書法不但沒有成為民間發育的藝術文本，反而還成了一種權力話語，成了一些書法家撈取政治資本或者一些官僚政客撈取書法資本的工具，那么，這種書法啟蒙實際上是在轟轟烈烈的書法運動中逐漸地變形變異了。所以，21世紀的中國書法仍然需要新的啟蒙，這個新的啟蒙就是要使書法完全脫離權力話語的控制，回歸民間，使書法及書法社團真正體現民間意志。而劉正成先生無疑在這一點上充當了書法民間化、書法“去國家化”的領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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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至今的劉正成先生，一直是以一個書法學者、書法史家、書法活動家的身份出現的，如果說劉炳森、張飆對書法的啟蒙在于確立了書法的大眾化、庸俗化和權力話語表征的話，那么，劉正成對書法的啟蒙則是確立了書法的民間化藝術審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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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書法全集》就是體現中國學術思想由官本學術向民間學術轉型的表征，它的意義不但體現了中國藝術史寫作的民間化取向的新范式，而且體現了中國學術史寫作的民間化取向的新范式，甚至早已超越了藝術史、學術史的范疇，而是在某種程度上預言了中國民間社會及民間學術思想陣營的強大，它不但是對官本位學術的一種反撥和疏遠，而且是對學院學術及主流學術的一種批判和改進。《中國書法全集》完全以民間的視角、民間的力量、民間的編輯方針和民間的學術精神來組織編撰，它既是當代中國書法運動民間化傾向的具體表征，也是當代中國學術研究民間化傾向的具體表征，同時，更是當代中國民間社會發育的具體表征。劉正成先生沒有經受過高等教育，也沒有接受過學院嚴格的學術訓練，然而，正是因為如此，才使得他擺脫了學院學術及學院體制的束縛，從而擁有了一套更為廣闊、更為包容、更為獨立的民間學術思想，劉正成先生不斷整合民間思想資源，強調學在民間、學養在民間、學保存在民間、學光大在民間。其后，他開始關注書法的文化學或文化書法學的意義，而研究書法文化學的意義的最后目的，就是為了展示“書法的世界學”或“世界的書法學”。這種對漢字文化圈書法文化身份的重視和跨文化研究，使得他能夠信心十足，從而超越一個純粹文人學者的范疇，而是去踐行一個書法活動家的民間化的精神跡向。他將書法看成是一種文人的價值藝術，這種眼光使得他“將書法藝術學、書法民間學、書法文化學、書法社會學及書法世界學連成一體，將藝術精英、民間思想、文化資源、世界眼光整合起來”（王岳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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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民間化學術史寫作的學術意義與學術指向性，就必須區分民間化寫作與體制化寫作的根本區別。在我看來，民間化寫作是任何學術寫作、藝術史寫作的根本價值指向性所在，民間化藝術史寫作完全按照學術史與藝術史本身的審美規律去撰寫，它本身擁有一套自己完整、獨立、全新的審美規范，而不需要按照官方制定的寫作標準與寫作范式去撰寫，如果是照那樣去撰寫的話，那么，藝術史寫作就完全喪失了其獨立的學術價值與藝術精神。而體制化寫作則恰恰相反，體制化寫作不是為了突出學術性和藝術審美性，而是為了突出政治功利性，它體現的是官本位的意志，而非寫作者主體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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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全集》既是一種藝術史寫作，又不同于一般的藝術史寫作，甚至與既出的《中國書法史》的編撰體例也存在著很大的區別，《中國書法全集》總體的編撰方針是，運用書法藝術史學的方法論，對歷史上的書法家與書法文本進行“歷史與時空的總體定位”，它突出的是運用書法史料學的方法，在對書法家及其具體歷史時期的書法文本進行了充分的考證與梳理之后，再進行書法家“歷史時空”的定位，它將書法家的任何一部書法文本從模糊的不確定的歷史圖景中抽取出來，然后又放回到那個具體的歷史時空中，從而給予其具體的確切的歷史時空定位，這就是實現了“人物、文本、時間、空間”四者的勾連與定位。這種藝術史寫作范式既不同于傳統的藝術史寫作范式，也不同于官方僵化的寫作范式，而是一種完全體現民間化意志的寫作范式。它所體現的是王國維以來的“二重證據法”與饒宗頤的“三重證據法”相結合的史學研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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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藝術史研究與藝術史寫作都是整個時代學術史研究與學術史寫作的一個分支，而藝術又是用于表現社會思潮、表達社會個體內心情感的一種特殊表達載體，但是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最根本特征是，它完全不同于政治，而且必須遠離政治、遠離功利、遠離權力的約束與控制，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能保證藝術史寫作的獨立性與學術性，才能完全體現寫作者個體及民間社會群體的意志。正是從這個程度上說，追求學術理念與編撰方針的民間化才是《中國書法全集》能取得如此驚人成績的重要保證，《中國書法全集》的編撰模式與那些由國家撥款主持的所謂的重大項目是完全不同的，也與某些學院派學者為了評職稱、得名利而寫作的“學術專著”是截然不同的，寫作動機的不同就導致了編撰理念的不同，編撰理念的不同又導致了編輯人員的組成方式的不同。劉正成編撰《中國書法全集》，一不為官，二不為評職稱，三不為撈取錢財，不但不撈取錢財，而且其所需資金均全部由其個人籌集。這種精神首先就表現出了一個藝術史學者的獨立的知識分子精神與民間化的學術思想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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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成出道于1980年代，早年從事文學、戲劇創作，并任大型文學刊物《四川文學》編輯，創作文學作品上百萬字。并于1980年代后期入主中國書法家協會，成為《中國書法》雜志社長兼主編，并在這個時期，在他的主持及推動下，開始《中國書法全集》學術工程的啟動。《中國書法全集》是一個浩大的跨越歷史時空的學術文化工程，總108卷，分歷史時期對中國書法史、書法家進行斷代及個案研究。《中國書法全集》從創意、策劃、組稿、人員、編輯方針、出版、資金來源等等各個方面，都完全體現民間意志，沒有國家一分錢的撥款，沒有政府機構、體制內學術機構的支持，沒有聘用一個學院派教授，沒有官方或某個權勢人物的指授，完全是按照全新的編輯思路和編輯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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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成先生作為當代中國文化界、書法界的一名知名文化人士，由一個普通工人而成為《中國書法》雜志社長、主編，再到中國書協副秘書長，最后到《中國書法全集》總主編，由一位對中國書法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書法活動家最后成為被打倒、被壓制的對象，皆因受到小人迫害，而且在被打倒后又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沉重壓力，也受到了某些權力因素的干擾和威脅，甚至幾進大獄，可以說是歷經千辛萬苦，然而，正是在這種煉獄般的生存環境中，劉正成卻在進行著推動中國歷史文化前行的千秋大業，在萬般阻力下毅然啟動《中國書法全集》的編撰工作。沒有一種獨立的學術精神和勇毅的學術氣魄，是萬萬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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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全集》的編撰理念不但是一個民間化的理念，而且其編撰的過程本身就是對民間思想資源、民間藝術資源、民間出版資源進行不斷整合的過程。《中國書法全集》的各個編輯人員甚至包括各分卷主編，在接手《中國書法全集》以前，都是在書法史研究各領域的專家、學者，他們的專長是對某一個領域或某一個書家的個案研究，但缺點是缺少一種整合的意識，缺少一種新的書法史觀的引導，但是，在接手《中國書法全集》的編撰事務后，就完全可能會打破以前這種缺陷，而對整個藝術現象、對新出土的書法遺跡或新出版的書法文獻資料，運用新的材料、觀點和方法進行重新思考，這個工作其實就是一個民間資源整合的過程，是藝術的整理過程，也是一個個人文化強化訓練的過程，同時也聚合成了一個社會的文化過程。《中國書法全集》的編撰，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史、文化史和學術思想史都是一個很大的發展和豐富，也打破了傳統的那種官學體制下的史書編撰模式，而且，全集的編撰，采取的都是新的編撰思想、新的編撰體例、新的出土資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它的那種“歷史時空定位”完全不同于過去那種傳統的史學編撰方法，甚至超越了日本的《書道全集》和臺灣的《書法全集》，開創了民間編撰中國書法史的先河，這個本來應該屬于國家統一編撰的浩大學術文化工程卻由一個民間性團體啟動了，這無論如何都具有劃時代的學術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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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全集》的學術方法當然早已超越了自清季以來的乾嘉考據學、金石學，甚至也超越了現代考古學的范疇，并完全不同于那種“六經注我”式的經院哲學研究方法，而是采取“我注六經”式的現代考古學及東方學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范式是劉正成在多年的史學積淀中所形成的一種完全屬于民間化的藝術史學研究范式。它讓編者們在浩如煙海的原本缺乏歷史邏輯聯系的藝術文本中去通過發掘、分類、整理、編號、考釋、評傳等等一系列的程序之后，逐漸得出一種藝術史觀，而不是用既定的史學觀去主觀地套用現成的藝術文本。這種藝術史觀完全是一種全新的藝術史觀，早已經超越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的史學研究范式。《中國書法全集》突出的是方法論的創新而不是藝術史觀的創新，只有擁有先進的方法論，才能保證有先進的史學觀。這種藝術史研究范式是一種完全個人化、民間化、獨立化的學術研究范式，它完全不受任何官方學術機構及利益集團的影響。《中國書法全集》完全是按照現代考古學及東方學的方法論，致力于建立科學的書法藝術歷史文化譜系，而不是要建立政治歷史譜系，是對主流學術觀及主流史學觀的疏離與背叛，它不是對郭沫若時代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機械復制，而是試圖在豐富駁雜的歷史文本中建立全新的書法藝術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