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的書壇，除宋克一脈的文人書風外，突出表現為宮廷書風———臺閣體的盛行。臺閣體書法，洪武年間為初創期，此時宮廷書家活躍，他們的書法是對元人的繼承和規范，表現出端謹婉麗的風格，其中著名者如詹希元、宋璲、杜環等人為中書舍人，他們的書法正是處于元明過渡后書風趨于穩定發展的階段，在介入宮廷書風后，逐漸失去了書法作為藝術本體的抒情性，而使明初書壇抹上了濃厚的應制色彩。臺閣體完全形成和發展主要在明成祖永樂年間。[1]永樂年間中書舍人增至四五十人，還不包括繕寫《永樂大典》的臺閣書家，楊士奇曾記載宮廷書家之盛況：

永樂初，召求四方善書士寫外制，又詔簡其尤善者于翰林寫內制，且出秘府古名人法書，俾有暇益進所能，于時孔昜（即朱孔昜）兼工署書，駸駸乎詹希元，矩度風韻，偉然杰出也。一日上御右順門，召孔昜書大善殿匾，舉筆立就，深荷嘉獎，即日授中書舍人。明日有旨，凡寫內制者，皆授中書舍人。蓋善書授官自孔昜始。[2]

永樂年間的臺閣體書家主要為中書舍人，成祖于永樂年間還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門學習羲獻書法，以黃淮領之。中書舍人如何選呢？黃佐記載了明初宮廷選取的方法：“國初令能書之士，專隸中書科，授中書舍人。永樂二年，始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用諸內閣，辯文書 。”[3]正因為中書舍人一職地位之提高，一時“大小中書”、“兄弟中書”、“三世中書”、“同門中書”在朝中屢見不鮮，如昆山夏昺、夏昶兄弟，劉敏、劉素、劉良祖孫三代皆任職中書舍人。加上開設科舉，臺閣書風風靡一時，其中以沈度的書法在臺閣體書法中最有代表性，晚明董其昌以沈度為松江人而自豪的稱：“國朝書法，當以吾松沈民則為正始。”

沈度（1357-1434）是明初最有代表性的臺閣書家，字民則，號自樂，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沈度“博學經史，為文絕去浮靡，性敦實，謙以下人。” [4]洪武年間中舉文學，不就，坐累被謫云南。成祖即位，詔簡能書者入翰林，沈度選入宮中，擢為翰林典籍，最受成祖寵愛。楊士奇評云：“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度之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于后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度書。” [5]明人李紹文記載了明成祖對沈度書法的傾心：“太宗（成祖）征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云間二沈學士，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 。’[6]成祖之后，沈度仍受歷代帝王寵愛，如仁宗“萬機之暇，留意翰墨，嘗臨《蘭亭序帖》賜沈度，意法神韻，唐之太宗不能過也。”宣宗“書出沈華亭兄弟，而能于圓熟之外，以遒勁發之。”孝宗“皇帝酷愛沈度筆跡，日臨百字以自課，又令左右內侍書之。”沈度書法在明代前期受到廣泛推重，正與皇室雅興中推波助瀾密切相關。

沈度弟沈粲（1379-1453），字民望，號簡庵。成祖時，“沈度嘗言于上，云：‘臣有弟粲，其書勝臣。’遂亦被征用 。”[7]因此他屬于兄在朝而被推薦仕蔭的中書舍人。入宮后，自翰林待詔遷中書舍人，又擢為侍讀，官至大理寺少卿，書與兄沈度齊名。明陸深嘗云：“國初書學，吾松嘗甲天下，大抵皆源流于宋仲溫、陳文東。至二沈先生，特以豪翰際遇文皇，入宮禁近，屢遷為翰林學士，故吾鄉有‘大學士’、‘小學士’之稱。民則不作行草，民望時習楷法，不欲兄弟間爭能也 。”[8] 沈度以楷書名世，而沈粲則另行其道，在草書上獲得發展。雖同為中書舍人，同為臺閣書風，但書體卻一正一草，相得益彰。

沈度的書法，楊士奇曾用“婉麗飄逸，雍容矩度”來形容，看他的書法作品確實如此，行筆穩健自如，點畫流暢謹嚴，發展了元代以來的風格，特別是小楷作品更是如此。但由于沈度在成祖時被賞識，封為翰林典籍，成為御用文人，多取悅于皇家口味，后來人們把他和其弟沈粲這種風格的書法視為臺閣體的代表。提起明初的臺閣體，歷來多否定之，沒有客觀的對它的歷史背景作出認識。其實，明初的臺閣書風基本上承襲了趙子昂書風，只不過由于明初多種因素影響，書壇缺少生氣。但臺閣體作為藝術的反映，其方圓相濟、剛柔兼備、工整矩度、婉麗華美的表現形式，仍然有著重要的價值。沈度的小楷在結體和用筆上明顯受趙孟頫和宋克小楷書風沾溉，或把字形拉長，成縱勢，或取扁方，有橫撐之態，點畫精嚴、停勻、干凈、圓熟，，開“臺閣體”之風。他名世的小楷如《敬齋箴冊》共十九行，寫得一絲不茍，雍容端方，可以看到沈度高度純熟的書寫技巧;《不自棄說軸》工整流麗，端莊而不呆板，沉著中而有靈動，與《敬齋箴冊》相比，少古質而多妍麗;《圣主得賢臣頌》被刻在文徵明《停云館法帖》中，同時收入的還有他的《端肅奉書》。《端肅奉書》在風格上和《敬齋箴冊》相類，但《圣主得賢臣頌》頗顯個性，字形扁方，氣格高于其他各帖，古雅而有清逸之氣，得《樂毅論》之神；在結體和風格上，有宋克《七姬權厝志》遺意，可視為受宋克影響的代表作品。與這兩種風格相類的還有如他的《張桓墓謁銘稿》，品味這些作品，誰能說沈度的書法都是缺少生氣的臺閣體呢？

沈度的草書較為少見，從他和其弟沈粲合作的《朱熹感寓詩八首并序》手卷中可以看出他亦善草書，用筆結字與宋克同轍，與其弟沈粲手法亦一致。字的力度和熟練的程度甚至強于其弟。很可能他的這一專長，以后讓與沈粲，正所謂“不欲兄弟間爭能也”。因而，今天我們熟知的是沈度善小楷，沈粲善草書。

沈度亦善篆、隸、行、八分書，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歸去來辭軸》隸書結體多縱勢，常在收筆處強化波折中“按”的動作，整體觀之，有生澀之氣，而漢意略遜。楊士奇在《沈學士墓表》中評其“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似有過之，但在元明篆隸不興之時，這種書風是很有代表性的。

沈度書法因多用于書皇家制誥，在翰林院中供職者及內閣官僚、科舉文人也多效其楷，以獲帝王之悅，開入仕之門。沈氏雖善多體，但多為小楷之名所掩。沈度的小楷書風影響了明代初期的宮廷書家，他們“沈度式”的小楷正適應了明初的一項重大文化工程———《永樂大典》的編修，這項工程中，有1300多人專職以小楷繕寫，因而，在數量上和規模上都遠遠超過歷朝。如果說沈度的書法風格象楊士奇用“婉麗飄逸，雍容矩度”來描述的話，這種風格經過這樣的文化工程后，就成為“姜立綱式”的方正、凈潔、工穩，毫無個人情愫，亦無藝術感可言了。

沈度弟沈粲書法亦有特色，“度以婉麗勝，粲以遒逸勝”[9]，沈粲善楷、草，尤以草書影響最大。其草書取法宋克書風，多有姿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沈粲書《應制詩》中的楷書、章草、草書及雜書樣式直接取法宋克，得仲溫之形。正如王世貞稱其草書：“行筆圓熟，章法尤精足稱宋南宮（宋克）入室。” [10] 沈粲傳世代表作還有故宮博物院藏《草書千字文卷》、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草書五言古詩軸》等作品圓轉多變，有宋克之精熟和章草筆意，但氣格偏俗，亦顯纖弱，遠遜于宋克之高古清勁。他的《梁武帝草書狀卷》則得宋克章草神髓，運筆靈動，為沈粲書作中的精品。清代王文治曾有論書詩云：“沈家兄弟直詞垣，簪筆俱承不次恩。端雅正宜書制誥，至今館閣有專門。”其實，“端雅”一路書寫制誥之作品是沈度的小楷，沈粲表現出的主要是圓熟的草書。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常常把明初的“臺閣體”和清代的“館閣體”視為一類，事實上并非一回事。以沈度為代表的臺閣體為明代文人書風染上了應制色彩，仍屬古典書風的范疇；而清代的館閣體講究“烏”、“光”、“亮”，多廟堂氣息，兩者已顯然不同。

注釋

[1]關于明代初期臺閣體書法的討論，可參見拙文《明代臺閣體書法的歷史考察》，《全國第五屆書學討論會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2-269頁。

[2]楊士奇：《東里續集》。

[3]黃佐：《翰林記》。

[4]《明史·列傳·文苑二》。

[5]楊士奇：《東里集》。

[6]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

[7]沈津：《吏隱錄》。

[8]陸深：《儼山集》卷八十六《題所書后赤壁賦》。

[9]《明史·列傳·文苑二》。

[10]王世貞：《弇州山人稿·題沈粲書姜堯章續書譜》，見《佩文齋書畫譜》第五冊，卷八十《歷代名人書跋十一》。

（作者為南京藝術學院書法史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