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古稱廣陵，是禹貢九州之一。運河、長江交匯于揚州，在海運、鐵路尚未興盛之時，揚州成為交通樞紐。隋唐以來，揚州一直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之一，享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之盛譽。

揚州的繁華，主要得益于鹽運和漕運事業的興盛。揚州濱臨東海兩淮地區，素來為我國食鹽的重要產地。時至清初，隨著全國人口的增長，兩淮食鹽產量與日俱增。揚州得水利之便，成了吞吐量極大的鹽運中心，每年有十億斤以上的海鹽經過揚州轉運到安徽、河南、江蘇、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兩淮鹽運使的官署也設在揚州，無疑，則給揚州經濟帶來空前繁榮。清代著名學者汪中在《廣陵對》里指出：“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為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①明清以來，鹽業收入是政府稅收的重要部分。乾隆《兩淮鹽法志·序》中記載：“全國賦稅之半來自鹽課，而兩淮鹽課又居天下之半。”嘉慶《兩淮鹽法志》也說：“兩淮鹽課當天下租庸之半，捐益盈虧，動關國計”。當時，來自各地的兩淮鹽商多聚居于揚州。他們壟斷鹽運，大發橫財。清代史書記載：“乾、嘉間，揚州鹽商豪侈甲天下，百萬以下者謂之‘小商’”。當時揚州的八大鹽商，擁資都在數百萬乃至千萬。大鹽商江春，曾奉旨借帑三十萬給皇帝。清代史書記載，乾隆南巡至揚州，江春一夜之間建成白塔的故事：“一日，帝幸大虹園，至一處，顧左右曰：‘此處頗似南海之瓊島春陰，惜無喇嘛塔耳！’綱總江春聞之，亟以萬金賄帝左右，請圖塔狀，蓋南人未曾見也。既得圖，乃鳩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帝又幸園，見塔巍然，大異之，以為偽也。即之，果磚石成者，詢知其故，嘆曰：‘鹽商之財力偉哉！’”②由此可見鹽商豪富之一斑。然而，傳統的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主要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取定威望與地位高下的社會。在這種價值取向下，以經商而襄豐篋盈的商人，往往被人視之為暴發戶。他們縱有財富百萬，但仍居“士、農、工、商”四民之末，為封建官僚所不齒，為詩書舉子所藐視。乾隆年間，盧見曾任兩淮鹽運使期間，曾與文人墨客舉行“虹橋修禊”盛會，但規定“凡業鹺者不得與”，就是說，鹽商不得參加文人士子舉辦的各種詩文活動。因為當時社會上稱呼鹽商大賈為“鹽呆子”，譏諷他們腰纏萬貫卻缺乏文化修養，故而遭到社會鄙視。

富起來的鹽商，為了攀附官府，為了爭取自己的社會地位，便尋求走“賈而儒”的途徑，兼商人與士子于一身，融厚利與富名于一爐。他們仿效文人主持風雅活動，廣交文友，與士子、書畫家密切往來，并以雄厚的資財給他們在經濟上給予資助，活躍了揚州文化氣氛，吸引了廣大詩文書畫家，揚州八怪就是這時與鹽商相互依存，生活上得以安定，藝術上得以發展的。

經濟上依附于商人，本不是揚州八怪諸人的宿愿。但他們之中許多人不能進入仕途，賣字鬻畫也難以解決衣食住行，乃至潦倒不堪，時有斷炊之虞。即使象做過宮廷畫家、當過縣官的李鱓和做過乾隆書畫史、任過縣令的鄭板橋，可謂“詩書畫三絕”，但也不能在官場上“立功天地， 官養生民”，終于被擠出官場，弄得官罷囊空，窮愁潦倒，橐筆揚州，“和蔥和蒜賣街頭”，“聊憑賣畫佐朝餐”。于是，當一些鹽商附庸風雅，廣交詩文畫友，本來對鹽商沒有好感的揚州八怪，和其它許多文人畫家一樣，在商品經濟的浪潮中，不得不面對現實，和鹽商相互依賴、攜手共進。鄭板橋罷官之后，在揚州賣畫為生。當時揚州有句民諺說：“堂前無字畫，不是舊人家。”因此，一些鹽商富賈，不惜一切代價，求購鄭板橋等名人字畫。鄭板橋賣畫，但不愿題款，不愿給鹽商富豪裝點門面。清人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卷四中記述了這樣一則異常生動的故事：“興化鄭進士板橋，善書，體兼篆隸，尤工蘭竹，人爭重之。懷奇怪，嗜食狗肉，謂其味特美。販夫牧豎，有烹狗肉以進者，輒作小幅報之。富商大賈雖餌以千金，不顧也。時揚州有一鹽商，求板橋書不得，雖轉輾購得數幅，終以無上款不光，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橋出游稍遠，聞琴聲甚美，循聲尋之，則竹林中一大院落，頗雅潔。入門，見一人須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橋大喜，驟語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請賞一臠。’兩人未通姓名，并坐大嚼。板橋見其素壁，詢其何以無字畫，老人曰：‘無佳者。此間鄭板橋雖頗有名，然老夫未嘗見其書畫，不知其果佳否。’板橋笑曰：‘汝亦知鄭板橋，我即是也。請為子書畫，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紙若干，板橋一揮毫竟。老人曰：‘賤字某某，可為落款。’板橋曰：‘此某鹽商之名，汝亦何為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時，某商尚未出生也?同名何妨，清者清，濁者濁耳。’板橋即署款而別。次日，鹽商宴客，丐知交務請板橋一臨，至則四壁皆懸己書畫。視之，皆己昨日為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鹽商所使，而己則受老人之騙，然已無可如何也。”鹽商何以如此不遺余力地搜求鄭板橋的字畫?金農指出“皆以其曾為七品官人，爭購之。”購而不得，只好計取。然而，現實生活不得不使鄭板橋和其它畫家一樣，改變自己的觀念，與鹽商交友往還。他在為一富商畫蘭既畢，題詩道：“寫來蘭葉并無花，寫出花枝沒葉遮。我輩何能構全局，也須合攏作生涯。”③這就反映了鄭板橋不得不面對現實的無可奈何的心態。

鹽商富賈結交文朋畫友，多方面給書畫家們創造條件，提供方便，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使他們能夠潛心創作，在藝術上得以提高。首先籠絡人心，在經濟上給予很大資助，保證他們生活舒適、安定，得以專心致志提高自己的藝術才能。他們以重金收買揚州八怪和一些名家字畫，將一批生活潦倒乃至寄居于祠堂、古寺的文人畫家供養在私家園林之中，讓他們“出有車”、“食有魚”。揚州八怪中的華、陳撰、黃慎、李鱓、金農、高翔、邊壽民等人，都曾在富可敵國的江春、賀君召、馬曰等人家中下榻和寓居過，有的乃至一住多年。他們可以在鹽商提供的優雅舒適的畫室里，潛心作畫，提高藝術；可以隨心所欲地鬻字賣畫，增加豐厚的收入。此外，鹽商還出資為他們刊印著作。汪士慎的《巢林集》即由馬氏玲瓏山館刻印；金農的《畫竹題記》也由江春鏤版行世。第二，鹽商花錢收藏著大批字畫，古書文物，從長遠看，這是一種只能增值不會貶值的儲蓄，是一種保存財富以備不時之需的方法。如廣交文友的馬曰家有“馬氏叢書樓”藏書百櫥，達十數萬卷，藏有《華山碑》中模拓最早、拓工最精的《馬氏玲瓏山館本》，藏畫有宋代李成《寒林鴉集圖》、蘇軾《文竹屏風》、趙子固《墨蘭圖》，元代趙孟《墨梅圖》、黃公望《天地石壁圖》，明代趙原《楊鐵崖吹笛圖》、文征明《煮茶圖》及清代王鑒、徐枋、何焯等人的作品，其家“每逢午日，堂齋軒室皆懸鐘馗，無一同者，其畫手亦皆明以前人，無本朝手筆，可謂巨觀”。④程晉芳亦藏書五六萬卷，且好招飲多聞博學之士，相互切磋；汪楫家設有“借書樓”，江春家亦有“讀書樓”，均藏有極多名畫秘笈，世間不傳之本。實際上這些藏書具有私立圖書館與美術館的性質，慷慨供人借閱、研究，八怪諸家常借以觀摩，學之所長，得益頗多。其三，當時來往或寓居揚州的文人畫家很多，僅書畫家就有一百五十余人，鹽商們常邀約他們到私家園林聚會、切磋、唱和，八怪諸家從中亦可得以提高自己的技藝。其四，鹽商還重金收藏揚州八怪諸家作品，增加畫家們的經濟收入。馬氏藏書樓中就藏有陳撰、高鳳翰、鄭板橋、金農等八怪諸家的作品。此外，鹽商還會提供隨船旅行游覽的機會，讓書畫家們開闊視野，增加創作靈感。

鹽商禮才養士，文人畫家們當然也會給他們以回報。其一，贈送書畫供他們玩賞和收藏。揚州鹽商均有揚州八怪鄭板橋、金農、李鱓等人贈送的字畫，且多為珍品。其二，揚州八怪多是飽學之士，詩書畫博學精通，他們熱心教授鹽商的子弟，使他們的許多子弟后來或成為書畫名家，或科舉及第，登上仕途。其三，為鹽商私家園林亭館書寫聯匾，李鱓、鄭板橋、楊法就為“勺園”、“汪園”、“黃園”題寫過匾額和詩句。金農、楊法、鄭板橋、李鱓先后為賀氏“東園”各景題額或書聯。其四，幫助鑒別文物字畫。富商們喜以搜求文物骨董名人字畫為尚，作偽者亦應運而生，需作鑒別。陳撰、金農即是鑒賞家。馬氏所藏《華山碑》宋拓本，就是經金農鑒別而入藏的。鄭板橋稱贊金農“九尺珊瑚照乘珠，紫髯碧眼號商胡”。⑤其五，八怪對詩文造詣皆深，他們除了平時與鹽商切磋藝文，幫助提高鹽商的文化素養，還在酬酢中幫助鹽商。鹽商喜交文人，但苦于自己才疏學淺，酬酢中難免遇到尷尬之事，八怪中人便從中幫助解圍。牛應之《雨窗消意錄》甲集卷三中有這樣的記述：“諸鹽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平山堂，金首座。席間以古人詩名‘飛紅’為觴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眾客將議罰，商曰：‘得之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嗶然，笑其杜撰。金獨曰：‘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綦切。’眾請其全篇。金誦之曰：‘廿四橋邊廿四風，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眾皆服其博洽。其實乃金口占此詩，為鹽商解圍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饋之。”這一則故事說明，金農之在揚州，不僅鬻字賣畫，而且亦出賣文才，《兩浙軒錄》說他“寄食維揚幾十年，賣文所得，歲計千金。”出資囑作文章者想來也多是鹽商大賈之輩了。

鹽商聚集揚州，帶來了揚州經濟文化的空前繁華。鹽商附庸風雅，禮賢養士，主持詩文活動，以雄厚的資財，活躍了揚州的文化空氣，吸引了廣大詩文書畫家。揚州八怪中的十之八九都不是揚州土生土長，大多來自外省外縣，而是因為揚州經濟的快速增長、文化空氣的日益濃厚、書畫需求量的不斷增加將他們吸引過來的。于是也便推動了繪畫藝術的商品化。一些書畫家不再只為某一商賈作書作畫而拒絕其他索求者。眾多的巨商大賈，乃至小商小販，為吸引顧客，便托名風雅，不惜重金，求購書法名家的字畫聯匾，張掛于自己的廳堂、店鋪，裝點門面。素蓮齋茶館曾請鄭板橋書聯“從來名士能評水，自古高人愛斗茶”，伍少西氈鋪也請楊法書額“伍少西鋪”，至于羅聘《一本萬利》、黃慎《漁翁得利》等一類吉利作品，更是大商小販們孜孜以求的了。李斗《畫舫錄》云：“市井屠沽，每藉聯匾新異，足以致金”。揚州商品經濟的空前發展，藝術作品的商品化也隨之空前活躍。既然書畫家的作品可以幫助商人獲利，書畫家當然也就要按質論價，索取酬資。晚年獲高名的華在托友人于揚州出售作品的信函中便謀求高價。“意中倘有賞音者，或得高價與之”。⑥鄭板橋在他的“筆榜”中，突破了書畫家按質求價、計較潤金則俗的世俗觀念，開出了以尺寸大小論價的先河。他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筆榜中寫道：

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帳。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乾隆已卯，拙公和尚屬書謝客，板橋鄭燮。

鄭板橋將藝術品明碼標價，標志著揚州書畫商品化的加劇，也進一步肯定了書畫家的勞動價值，導致了賣字鬻畫的揚州八怪和其它書畫家以自己的作品，謀求更多的收入。于是一改當年華賣畫以“謀衣食”，金農把藝術品“和蔥和蒜賣街頭”，李“窮途賣畫”、鄭板橋“聊憑賣畫佐朝餐”，邊壽民以畫“持去賣錢”，李鱓以作品“入市賣錢”的凄慘潦倒的景象了。揚州八怪諸家的字畫，標價雖高，但頗為搶手，因而收入也相當可觀。鄭板橋、金農、李鱓、高鳳翰、高翔等人，“筆租墨稅，歲獲千金，少亦數百金。”⑦在當時，一個從三品的鹽運使，除去祿米之外，年俸銀也不過一百三十兩，官廷書畫家在食住之外，年俸銀最多者也不過一百二、三十兩。由此可見，十八世紀的揚州八怪收入是很可觀的了。當然，他們比起日進斗金的鹽商大賈來說，也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鹽商聚集的揚州，也使銳意創新的揚州八怪提供了大好機遇。清代畫壇信奉古法，因循守舊的正統仿古畫派占據畫壇的統治地位。他們之所以對革新畫派竭力指責和排擠，是因為他們始終抱著“藝術趣味愈陽春白雪愈雅，愈接近一般下層民眾愈俗”⑧的傳統雅俗觀念。揚州八怪在商品經濟的活動中，適應買畫人“內容創新，風格獨特”的要求，改變了審美觀念，突破了封建傳統雅俗觀的局限，摒棄索然無味的仿古畫法，創作民眾喜聞樂見、雅俗共賞的富有生機的藝術作品，以適應商品市場的需求。李鱓對傳統觀念的突破，在揚州八怪中便有普遍意義。李鱓曾任過宮廷畫師，專畫仿古山水，他自稱：

“以畫為娛則高，以畫為業則陋”⑨，他離開宮廷，回到揚州民間，創作觀念也發生變化，則變為“不循索畫者之意，亦不固執己意” ⑩。這就探索出一條兼顧本人旨趣與欣賞求索者意愿的雅俗共賞的路子，棄故而就新，一改傳統畫風，欣然迎合鹽商巨賈及市民求索者的心意書聯作畫。鄭板橋在畫蘭花竹石的同時，亦有瓜果蔬菜之類的作品問世，羅聘、黃慎更有一些大吉大利的《一本萬利》、《漁翁得利》的作品極受商人青睞。在揚州鹽商和文人畫家攜手營造起來的濃厚的文化氛圍中，為適應商品經濟的需求，揚州八怪諸家作品，自成一家，現出勃勃生機，給十八世紀的畫壇帶來一派新風。


注釋：

①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六。

② 《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鄭板橋集》。

④ 袁枚《廣陵詩事》。

⑤ 《鄭板橋集》。

⑥ 《明清畫苑尺牘》。

⑦ 《鄭板橋集》。

⑧ 鄭板橋《板橋偶記》。

⑨ 薛永年、薛鋒《揚州八怪與揚州商業》。

⑩ 李鱓《花鳥十二條屏》。

主要參考書目：

① 薛永年　薛鋒　《揚州八怪與揚州商業》　人民美術出版社

② 朱世良　張梨　余百川《徽商史話》　黃山書社

③ 王振忠　《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④ 徽州地區徽學研究會《徽學》第一期

（作者為揚州市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