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單位：洛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承辦單位：洛陽美術館（洛陽畫院）、洛陽市美術家協會

展覽地點：洛陽美術館（洛陽畫院）三樓展廳

藝術分享會時間：3月25日上午10點

榮枯一葉

江宏偉的生活極為單純，畫畫、游泳、見見朋友。一根煙、一杯酒，他的笑聲爽朗而坦誠，時不時雜著些睿智的金句。雖然在北京退了休，他卻很少北上，只是在南京的宅院中，守著花開花落之間的歲月榮枯。二十多年前我在南京讀書時，也時常這般地在他家中，看他畫畫，并一起感知窗外的時光流逝。彼時，他的年齡如我之今日，而我則是二十出頭的小伙。轉眼間，那段金陵往昔已然遠去。世事滄桑而人事紛雜，花榮月缺而聚散離合。然而，江老師的心境，卻似乎一直未曾改變。面對窗外倏然而過的繁華與蕭瑟，他依舊如故，伏案勾填，在一筆一痕的“勞作”中，體察并表述著他捕捉到的片刻流光。

或許因為這一點，有人習慣以宋畫為參照，來閱讀他的作品。確實，說起感知自然的執著與專注，他與宋人極為相似，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作品就是宋畫的延續。記得多年前，我倆在談別的事時，他曾說“一代人糊一代人的墻”。他的意思，可能是說自己與不同年齡段畫家的差異，更為具體的所指已經記不清了。不過這句話，似乎也可以解釋他與宋畫之間的關系——大家都是糊墻，手法與方式卻截然不同。不談筆線造型，單就對色彩的理解，他和宋畫就屬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宋畫沒有調和色的概念，因為那時候沒有西畫，更沒有印象派，而江宏偉成長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后者在中國恰是風頭正健。

今天回望八十年代，很容易帶著一種濾鏡——剔除它的問題，然后用懷念的腔調娓娓道來，仿佛天然具有一種煽情的基因。但即便如此，今天的我們還是可以煽情一下，懷念那個時代的自由與開放。彼時美術界，在關乎形式美的激烈爭論中，悄然告別了藝術服務政治的絕對話語。一時間，以語言自覺為代表的形式現代性，成為年輕人熱衷的方向。本該1930年代就在中國開花的印象派、后印象派，沉寂了半個世紀后，突然又火熱起來。梵高的精神病，成為一種神話，更是激勵了一代的藝術青年。他們不留個長發，不搞些與眾不同的事情，都不好意思說是藝術家。于是，叛逆成為他們的青春話語，哪怕有些不明就里，也必須如此。一夜之間，那些曾經偉光正的主題敘事，在他們眼中成為俗不可耐的革命對象。毫無疑問，形式的美學獨立，正是他們最為重要的武器之一。而沖在最前面的戰士，更是連印象派都一躍而過，直接擁抱了波洛克的抽象。

顯然，那時的江宏偉，不屬于沖在最前的激進青年。對形式獨立的美學意趣，也似乎并非他主動思考的內容。但不可懷疑的是，身處那個狂飆突進的歲月中，仍然年輕的他，絕不會絕緣于現代性的誘惑。彼時，與南京最拉風的青年大咖朱新建的交往，抑或正是生性有些內斂的江宏偉，與時代激浪對接的端口之一。于是，因為老實接受學校安排的印染專業課程而畫工筆花鳥的江宏偉，并沒有沿著陳之佛的腳步亦步亦趨。在那個充滿急劇變革的時代，他看上去選擇了一個保守的方向，卻也不安分于“過去”。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一種藝術史現象，即一個時代的偉大變革，絕不僅僅表現為那些緊扣時代命脈的顯性革命，也體現為那些看似游離革命浪潮的隱性變革。江宏偉，正如此。在不為“前衛”所看重的畫種里，以常人難以體察的細節之變，呼應了時代變革的內在邏輯。或許，如此之變，比顯性革命更為困難，猶如在細微的音階變化中演奏出跌宕的旋律。

慶幸的是，江宏偉不僅是一個細致入微的人，還是充滿耐心與定力的人。面對身旁潮起潮落的時代波瀾，他一頭扎入自己的“小水塘”，一點一滴地尋找著屬于他個人的視覺配方。一遍一遍地嘗試，在畫臟了的畫面上用水洗，調出心儀的色彩再一次覆蓋，甚至用木板的紋理介入視覺語言的生產。身處八十年代那個日新月異的激蕩歲月中，他躲在黃瓜園的宿舍里，默默面對自己的“殘紙剩色”，有些孤獨卻也自在。終于，一種特殊的“宋畫”出現在人們的眼前，并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美術界引發關注。之所以說是特殊的“宋畫”，是因為它看似延續了宋畫察物的傳統，卻與“宋畫”相去甚遠。江宏偉的畫面并非一種純色，而是類似于印象派的灰色調性——在細微的關系中營造氛圍與氣息。這種并非中國傳統的色彩感覺，被包裹在了看似傳統的意趣與味道之中。將他的畫與于非闇等二十世紀工筆畫家比較，這種獨特性顯而易見。

今天，重新審視這種差異，我們能夠清晰地感知八十年代的時代律動，對于青年江宏偉的影響：他從語言入手的視覺改造，恰是八十年代形式美討論所帶來的一種關乎現代性的理解方向；他流連于西方色彩觀所帶來的全新感官，正是八十年代的開放給中國文化帶來的一種全球化景觀。雖然，他不曾站在時代的風頭浪尖，卻始終保持了一種敏感的開放性。這一點，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對藝術史研究而言，預設的邏輯框架，往往讓我們習慣將目光投諸斷裂式的振臂一呼。殊不知，歷史真正的腳步，卻時常隱匿在看似平靜的角落中，細水涓流地日夜奔流。對今日之中國而言，尤為如此。無論是主動抑或被動，身負五千年歷史的東方文明，將以怎樣一種方式融匯進全球化的時代命題，是值得我們反思并期待的。顯然，狂飆突進的顛覆與瓦解，并不適用。那么，在開放的框架下重新理解自身，似乎成為一條無法回避的道路。藝術的選擇，亦然。或許，這也是生活在這一特定時空的我們，無法回避的根本問題之一。

對此，江宏偉似乎不愿從理論層面加以回答。他看重的，是自己一筆一劃的繪畫行為。一起聊天時，他喜歡說自己是一個手藝人。表面上看，這是謙虛，其實卻是針對空洞化理論表述的驕傲。不過，無論他承認還是不承認，從八十年代一路走來的他，上述理論話語并沒有遠離他。當不滿足于陳之佛、于非闇等前輩畫家的表達方式時，他就開始了答案的尋找。從一張《百花圖卷》到莫蘭迪，江宏偉在多元化的視覺凝視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選擇。或可以說，既不算封閉也不算激進的南京，為他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接觸大時代的同時，又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正如，面對窗外的歲月枯榮，他一方面傾心投入，體察那白駒過隙的時光幻化；一方面卻又始終不喜不悲，置身事外。他的事業，是筆下的一花一葉，沒有追趕潮流的時尚話語，只有內心的堅持，竟然也就逐漸地那般榮辱不驚了。

于是，宅在庭院里的江宏偉，抽抽煙、游游泳，見見朋友，不管窗外的時風驟變、山旗幻滅，他依舊十數年如一日地伏案觀景。從某種角度看，他的窗戶離這個世界很近，卻又永遠保持著那份距離。這不僅是他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藝術立場。

（文/杭春曉，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