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藝術在近幾年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迅速成為拍賣行中的明星之后，其價格在金融危機之時又飛流直下；在亞洲，許多城市開始舉辦雙年展、藝博會等大型藝術活動，與此同時，成百上千個美術館、畫廊，以及藝術基金開始扎根這片土地，新銳私人藏家正在崛起。什么才是收藏亞洲當代藝術的最佳經濟模式？今年9月，這個問題將成為上海藝術博覽會國際當代藝術展的重要問題，獨立策展人、批評家侯翰如日前在上海就此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在藝術博覽會與拍賣行，多數人關心的都是成交量與成交價，很少有人關心這些作品賣出后究竟去了哪里，又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一個社會，如果最好的藝術創作不能夠被一般的觀眾、專業人士接觸到，只是作為有錢人的玩物，是很不健康的。這個可能也涉及我們這個社會對于自己當代文化的公共記憶如何保存。”
　　對比中西方博物館資金來源，美國的博物館絕大多數都是由私人資金支持，在歐洲，國家或者公共資源來支持博物館收藏是個傳統。侯翰如認為，在亞洲，這兩種模式的傳統似乎都沒有基礎，需要有新的辦法去建立一個收藏模式。

　　◎　訪談

　　早報：您剛才提到文化身份認同的話題，您怎么看待這座城市在面對文化身份認同時的處境的？

　　侯：現在上海處于一種努力建造自己的過去這樣一個過程，表現出一種自相矛盾。在想象一種可能跟過去有關系，但是不一定回復過去的這樣一種新的文化身份或者形象，把我們今天對上海的黃金時代的想象的樣子重新做出來，去尋找一段過去被抹去的一種記憶。這是一種不自然的東西，但是這種不自然可能正是推動上海很多地方往前走的動力。但是，我覺得回復到過去的上海是不太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重新發明另外一個東西。

　　早報：您做過上海雙年展、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光州雙年展等，而現在的雙年展遭遇到“越來越體制化，缺乏對當代的批判性”的質疑，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呢？

　　侯：在這個時候要考慮怎么把自己變成反對派，就是說先把水搞渾。我說的反對派并不是把自己變成敵人或者把對方變成敵人。越是體制化，越要解構，把更復雜的元素帶進去，這樣就可能給有批判性的東西一些可能的空間。既然是體制，也是空間，結構，這個結構里面有很多的方面和可能性，你怎么利用這個不讓這個結構僵死，讓它可以不斷地變化。

　　早報：很多人用一種國際金融的東西去解釋這種中國當代藝術的現象，比如說像徐冰、蔡國強，他們有出國經歷，然后再回中國尋找新的藝術靈感。你覺得形成這樣一種群體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侯：他們不得不被這個制度所推動，雖然他們并不是想要回來。有的人已經獲得了某一種程度上的成功，但他想要更多的成功，這有點像上海以前說的“冒險家的樂園”。所以這個不是簡單的“衣錦還鄉”。實際上，我覺得一個藝術家如果影響太大的話，可能跟他的藝術也沒什么關系，倒跟時尚界可能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