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2005年，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畫藝委會曾策劃組織，在深圳舉辦了“首屆中國寫意畫大展”。當時，輿論普遍認為，中國寫意畫大展“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是保證中國畫藝術更為健康和蓬勃發展具有引導性的舉措”。五年過去了，此次“杭州·中國畫雙年展”又一次提出一個關乎中國畫“意”的表現主題，作為中國美協中國畫藝委會主任，您認為這兩者有什么區別或一致性？

　　郭：按照傳統來說，東西方繪畫恰恰代表了東西文化的兩極。這兩極是基于對繪畫理解的不同而產生的。從傳統來說，中國藝術精神骨子里的基因就是“寫意”，而西方的基因則是“寫實”。“寫意”與“寫實”是兩個對照的方面，它們不同于我們現在理解的“工筆”與“寫意”的對照。實際上，“工筆”一詞所對照的是“粗筆”這樣一個技法概念，而“寫意”對著的是“寫實”這一概念。

　　“意”是一個民族對社會、自然、文化等一切現象體察后的綜合。所以，中國畫中的“寫意”，其實是把對社會認識的總和，通過筆墨傳達出來。中國畫的實質是“寫意精神”，而在這種“寫意”精神里面，技法上則既是寫“實”，又是寫“意”。“寫實”是觀照的基礎，既可以是具象表現，又可以是抽象表現，它的觀點是“意象”。正因為中國畫“意象”性的包容特征，藝術對生活有一個可持續的、深入的反映，它的生命力才得以如此長久。“意之大者”提出了中國畫的本質，強調它的根本性，既可以是寫意的，又可以是寫實的，既可以是抽象的，又可以是具象的，給藝術創作以廣闊出路。中國畫把自己心理的東西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隨著對社會、對人的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的發展而發生變化。當代的創作，“意”必須是現代的“意”，古人既然很好地反映了他們的社會，那么我們現代的人為何不能反映當代的“意”？在這之中，“意”這個非常重要的遺傳基因是保障，不能變。

　　此外，筆墨也是中國畫的一個基因，中國畫把毛筆的用途發揮得淋漓盡致。任何一種繪畫，都沒有中國畫對工具利用得如此地道，短鋒、長鋒、細、粗、拖、拽、攆、擦等等的方法。“意”、“用筆”等等是中國畫技法上的遺傳，這不能變，所以要抓住實質，實質的東西變了就不是中國畫。這就牽扯著一個對傳統的認識，如果對于“怎么來”認識不夠，那么“怎么往前發展”就有點盲目。

　　潘：就是說，這次展覽的意義在于：回溯中國畫的來路，以關照他的未來。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相對于全國美展中國畫展這樣的以展示成績和現狀為主要宗旨平臺，“中國畫雙年展”這樣一個平臺可以有更多的探索性。這次評選是通過推薦的形式進行的，您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來推選藝術家的？

　　郭：中國美術界應該來做這個事情，而浙江畫壇本身就該做這個事，早就該做這件事。因為浙江有良好的基礎與條件來做這樣一個以“中國畫”主旨的全國性美術展覽。浙江中國畫一直有一個延續發展的傳統，而且形成自己的風格。相比起其他地區，浙江舉辦這樣的展覽是最有條件的。另一方面，通過這次展覽，浙江的中國畫視野就擴大了，不光是南方、北方的問題，更是把全國的問題一起吸納過來研究，這對于提升整個中國畫的水平有很大的好處。而全國美展已經形成一個模式，當然也是一種很好展示成績的模式，此次展覽選取三十位藝術家，每位藝術家30米的展線，等于是給每個人都辦了一個小型展覽，可以比較全面地反映一個藝術家的創作面貌和藝術思考，又集中在一起，形成一個“打擂臺”的氣氛，這是一個有比較的、很好的平臺。三五次之后，就會對當代中國畫形成一個歷史性的記錄，記錄時代改革之中中國畫發展狀況。

　　此次評選的形式也比較新穎。首先是評委的推薦，從推薦的人來說，面也較寬，這就保證了展覽的普遍性。我推薦的藝術家是崔子范和陳佩秋，崔子范先生對中國文化、中國精神的理解有獨到之處。我在中央美術學院帶第一屆研究生班的時候，我請崔老談談他跟齊白石先生應該怎么學。結果他急了，他說：“齊白石的東西我一筆都不能學，每一筆都是他的符號，我要學習精神。”可見他對藝術發展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像崔老這樣的精神，對藝術的執著，他的作品之中那種樸、拙、大、壯的“意味”，是很值得我們“寫意精神”去推廣的。而陳佩秋對宋元明清的藝術作過深入的研究，在鑒賞、收藏、評論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像這樣一個老畫家，我把他推出來，是站得住腳的，可以引領年輕人去學習。“寫意精神”要弘揚正氣、大氣，不要扭捏。在評選藝術家作品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很多藝術家“氣”不夠，精神較弱，表現“意”的方面偏“軟”。南方畫家畫風多靈秀，而北方畫家則較樸拙渾厚，通過此次展覽來進行一次南北交流，發揚磅礴、正大之氣。培養中華精神，發揚中華正氣，我想這也是這次展覽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