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楊老，您早年為了學藝在上海隨李健老師學書法、后南下拜高劍父為師，又北上中央美院師從徐悲鴻大師，您的老師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師級人物，能談談他們對您最大的影響!
　楊之光教授：要說影響，第一位應該是我小學的老師，因為父母離異，我童年往事留下的記憶并不溫馨甜美，記憶中唯一使我興奮的一件事是在小學一年級開學不久，輪到我值日擦黑板，離上課鈴大約還有幾分鐘，我忽然靈感來了，我拿起粉筆，迅速地在黑板上畫了一匹高頭大馬，馬上騎著一個背槍的將軍。剛畫完，上課鈴響了，我來不及將畫擦去，老師已經進門了，當時把我嚇壞了，站在黑板前不敢動彈，我知道一頓痛罵是逃不了了。誰知老師看了看黑板，笑咪咪地說：“畫得不錯嘛!”這一句話竟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爆發了火花，也許就因為這偶然的鼓勵，影響我以后將美術定為終身堅定不移的事業。
　我中學就讀當時享有盛名的世界中學，學校創辦人是開國元老李石曾先生，其教育體系開放而獨特，直接采用歐洲的教育模式進行教育實踐，主張全面發展學生個性，因材施教，培養有特色的人才。我的美術啟蒙老師是一位在校兼課的青年畫家、篆刻家曹銘老師，在曹銘老師的指導下我臨摹了石濤、八大山人、吳昌碩、齊白石的作品。經曹老師引薦正式拜上海著名書法家李健為師，他指導我學習書法達六年。李健老師是清道人李瑞清之侄，他對我要求很嚴格，在我向他學習書法的六年時間里，我研習了“散氏盤”、“毛公鼎”、“石門銘”、　“石門頌”、“張遷碑”、“十七貼”、 “圣教序”等名家碑貼，在傳統書法和金石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畫舞蹈人物之所以得心應手，與我的書法功底有關，沒骨法說到底也是從書法用筆變化出來的。

　　18歲那年，我從上海回到廣東(原籍)，經李健老師介紹投師高劍父門下學習中國畫，在他的指導和授意下，我不僅學習素描、水彩、透視法、明暗法、解剖學等，還臨摹了日本的《景年花鳥畫譜》和《梅嶺畫譜》等，這兩本畫譜是高劍父老師主對他的人室弟子要求的必修功課，這兩本畫譜的特點是直接對繪畫對象的結構作研究提煉成線條，強調對表現老應有真實的感受和準確的表達。嚴格地講，我跟高劍父老師學畫時間不長，作為一個人物畫家，我的寫實造型基本能力，主要得自徐悲鴻老師的圈子里的一大批藝術大師的調教，蔣兆和師是我最崇敬的中國畫家，他只教素描，雖然他未曾做過我的國畫導師，但我在探索新人物畫方面，受他的影響較深。葉淺予老師的速寫教學，對我日后堅持生活速寫及舞臺速寫起著重要的作用。而高劍父老師開放的實驗精神對我一直影響更大。記得入學不久即在一個市藝專的展覽會上見到一幅高老師的山水畫中畫有一架飛機，在山谷中飛翔，國畫作品中繪畫飛機，我第一次看到，對我的震動極大，也有很大啟發，我從此有了闖禁區的膽量，這就是我日后的藝術實踐中敢于表現一般國畫家不大去碰的題材的原因。

　　1949年初春，我到臺灣，在街頭開始掛牌職業，收集到很多素材，回到大陸后李健老師看了很高興，叫我出集子，上海出版社為我出了畫集。1950年夏，聽說徐悲鴻老師在北京主持成立中央美術學院并開始招生。我激動萬分，當時我已取得蘇州美專國畫科的畢業證書，決心更上一層樓，報考中央美院的研究生。經沈鈞儒先生、顏文梁先生等介紹，當時我拿著自己的畫集去找徐悲鴻老師。結果徐悲鴻老師看了集子后對我說：“楊之光你能不能聽我一句話?”我說聽，你說吧!徐悲鴻老師說：“我的意思是‘從零開始，從頭學起’八個字，別看你已出了畫集，還得從頭來過，從三角、圓球、石膏素描學起。”——當時我沒有想通，但我接受了。果然我放棄了報考研究生，報考了本科，考上了。沒有這個過程，我真是沒有今天，很感激徐悲鴻老師對我的嚴格要求。早年學藝，受三位恩師影響最大，李健老師強調書法和金石，強調功夫；高劍父老師強調對景造物、真情實感；徐悲鴻老師強調寫實造型、以素描為造型基礎。概括地說他們都是要求我打基礎、扎實的基礎，這太重要了。

　　記者：您剛才說到沈鈞儒先生介紹您給徐悲鴻老師，您說的沈鈞儒先生是不是歷史上的“七君子事件”中的沈鈞儒先生。

　　楊之光教授：是的，就是著名的愛國“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先生。

　　記者：沈鈞儒先生可是位大人物，據史載當年蔣介石想為難他，因其名氣太大，最后只好放了他。能談談您是如何認識沈老的。

　　楊之光教授：說來很簡單，沈的孫子沈人驊是我在“世界學校”的同窗，我從上海到北京報考中央美院時就住在沈鈞儒先生的家。沈鈞儒先生與徐悲鴻老師關系很好，當時沈家大堂上的對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的名言)就是徐悲鴻老師寫的。

　　我的同窗沈人驊后來到空軍部隊任教員，她的妻子就是周恩來的親侄女周秉德，在周秉德寫的《我的伯父一一周恩來》一書中，有關沈鈞儒的畫像還是我畫的的!此外《沈鈞儒》這本書封面沈老的像也是我畫的。在沈家住的那段時間里，我與沈老談得投機，沈老很關心后輩，見我當時的成績不錯，于是將我介紹給徐悲鴻老師。


筆墨當隨時代，發掘生活中的美是我最大的樂趣

　　記者：從1954年以《一輩子第一回》打響了您藝術生涯上的第一炮開始，至 2003年《抗非典白衣戰士鄧練賢像》，每一個時期您都有精心力作，能否談淡您的體會。

　楊之光教授：這實際上是筆墨當隨時代的問題。這個問題嶺南畫派開了一個好頭。在近百年的中國美術史上，它的確開了一個好頭。這與高劍父老師的觀點也很吻合。明清時代有成就的畫家也是這樣，包括惲南田、任伯年等，的確反映了生活。隨時代，無非就是反映生活，有感染力，筆墨感染力發揮得比較好的。如果說我成功的話，那是我的作品關注生活，反映生活，我覺得我一生當中都在追求筆墨與生活關系的完美結合，我扣得很緊。

　　記者：有人說您比較精明，每個時期能巧妙地從當時的時代政治要求中尋獲到富于情感表達的圖像和場景，所以您成功了。
　　楊之光教授：我的藝術成長道路隨著新中國一起經歷過風雨磨難，自然地在我的作品里有很多是政治性比較強的，可是我覺得藝術不是政治的圖解，政治體現在生活里頭，體現在我們很平凡的正常生活里頭。
　　記者：五十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新中國遭到了天災人禍，您的作品不經意中也流露了歷史的表情，但作品中的人物依然是樂觀向上，對未來充滿信心，看了您的作品給人一種愉悅感，能談談您的感受嗎?
　　
　楊之光教授：我做人比較樂觀，所以我的作品也是積極向上的。文革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我并不怪任何人，象《礦山新兵》這幅畫，礦工那喜悅的心情其實是我內心的寫照。文革遭磨難的五年，不許我畫畫，我在下放時想畫毛主席像都不讓我畫，這幅畫是我獲解放時畫的。一個人樂觀很重要，個人的情緒會影響到作品的。我的作品大多是反映現實生活，國畫反映現實，我找到了一個突破點，國畫以前能不能反映現實生活，能不能反映重大題材，好象沒有太多的例子，我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發掘生活中的美是我最大的樂趣。


平生最忌食殘羹

　　記者：在當代中國最有成就的寫意人物畫家中，您以鮮明的藝術個性而獨樹一幟。從50年代至70年代，您的楊氏畫法成為全國眾多習畫者的楷模。如果您不去創作，在中國美術史上仍然占有重要一席，但您卻花費大量的精力，致力于中西融合，將西洋畫的寫實技法，色彩經驗與中國傳統筆墨意趣作微妙的結合，自辟蹊徑，在肖像畫、色彩沒骨法舞蹈畫、女人體畫中大膽創新，您不怕失敗而影響您的名氣?
　　
　楊之光教授：這樣做確實是鋌而走險，但我不想食殘羹，也不想抱著一點成就吃老本。當今中國人物畫壇多半傾向于古代人物，仕女及風俗小品，很少描繪現實生活中的多種性格的人物形象，我的肖像畫正是在這一難度極大的畫種中取得了重大突破。沒骨法畫，明清以來在寫意花鳥畫中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在人物畫中還少見，人物畫能不能借鑒沒骨法?我想借鑒寫意花鳥畫的創作經驗，反復地到生活中去實踐，這個理想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記者：如今您的肖像畫、沒骨法舞蹈人物畫、女人體畫在全國乃至海外反響很大，但也有不少人認為，您的人物畫只是以造型為基礎，大量吸取水彩技法，在寫生中不斷錘煉而成的。楊之光教授：說對了一半，我的人物畫強調的就是熟練的速寫技巧和堅實的造型基礎，以及深厚的筆墨功力，這幾者缺一不可。
記者：您認為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有成就的畫家?

　　楊之光教授：除了熟練掌握基本技能，學會借鑒古今、中西、不食“殘羹”，不斷創新外，重要的要有傳統文化及道德方面的修養。我曾不止一次在公共楊合與他人論藝術、論人生時說過：同樣是大師的學生，且技法都不錯，到最后比的是什么?――比道德、比修養。有的學生畫得很好，但到了50歲、60歲甚至70歲也沒有多少人記住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修煉未到家。

　　記者：2002年7月，您在番禺成立“楊之光美術中心”，一年多過去了請談談美術中心的情況。楊之光教授：我辦“美術中心”一方面是我美術教育生涯的延伸，我一輩子都在從事美術教育；另一方面將我的教學理念發揚光大。我特意將在美國定居的女兒楊紅叫回來為我主持中心的工作。

　　記者：聽說楊紅在美術中心少兒培訓班中開設創意設計課程，在教學理念方面大量向學生灌輸“視覺文化”，這在我國兒童美術教育應該是開創先河。

　　楊之光教授：不錯，現在的少兒美術教育、培訓，五花八門，真正有水平的不多，“美術中心”在這方面有了突破。令人欣慰的是：在不久前廣東美術館舉辦的“我的建構與結構”少兒兒童建筑設計繪畫大賽中，我們美術中心參賽的約100輻學生，大都獲得優異成績。舉行這類展覽在中國應尚屬首次，相信這必將影響今后兒童美術教育的導向。

　　記者：相信您的美術中心會越辦越好。

　　楊之光教授：我們的目標是將來在廣東乃至全國都有我們“美術中心”的分校。

　　記者：這也是你‘平生最忌食殘羹’的另一方面的體現吧。

　　楊之光教授：對這句話既是我的座右銘也是我的行動指南。

　　記者：我想也是您幾十年探索的坎坷歷程和輝煌藝術成就的見證。


大師自古是通才
　　楊之光教授通過其鍥而不舍的努力，已經牢固地確立了他在美術界的地位和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毫無疑問，在徐悲鴻、蔣兆和等先驅者開創的寫實主義人物畫發展史上，楊之光教授是繼往開來的承前啟后者。他在幾十年的繪畫實踐中致力于探索的沒骨畫法，既有效地豐富了自己的藝術表現領域，同時也為他的花卉、動物、山水畫開啟了另一個新天地。最近出版的《楊之光花鳥、動物、山水、書法作品選》展示了楊之光教授除人物畫以外的另一個世界，這些作品在語言風格上是他嚴謹的寫實主義人物畫延伸，從其筆法、結構中可以看到楊教授追求形神兼備的一貫宗旨，正如楊教授自述“我平時畫花卉習慣將花卉當人物肖像來畫，我從小愛畫蘭，如今對蘭寫照已能區分不同個性，如人物之張三李四，有的枝葉生長頗具舞姿，有的是‘獨舞’，有的是‘雙人舞’，均從把握花卉的結構特征提升至傳神寫照，這樣的花卉畫才有生命力，可遠離公式化，可避俗。
　楊之光教授詩、書、畫、印、四者皆能。書法篆刻則比繪畫成名早，他的篆刻也是得到李健先生的指點、真傳，且有篆隸基礎，所以印也刻得很好。楊之光教授當年南下拜高劍父為師后的第一個作業就是給他的師母刻一方“翁芝長壽”的印。楊之光教授制印，無論白文還是朱文都頗有造詣。如白文《黃胄》印，刀法峻爽頓挫，粗細變化微妙。章法平穩而不覺呆板，既有刀味，也有石味。又如《周思聰》印，用刀如用筆莊重古厚，結體嚴謹。朱文《徐堅柏》印，亦是用刀如用筆，線條很蒼勁，左邊利用字的筆畫為邊，右邊若斷若連與之協調，都很有心思的。《遲軻》印，簡法似密不透風，卻使人沒有窒息的感覺，反而覺得處處通透、疏朗，真氣流暢，有他獨到之處。用刀和用筆雖然有所不同，但楊之光教授卻是兼擅刀筆，是他過人之處。也是他成就輝煌之處。至于詩，楊之光教授自謙為洗澡堂歌手，不過誠如他自己所說：“不善寫詩好句來。”不專善寫詩，卻偶有好句。其實他的詩詞在中學時受過南社著名詩人顧大漠悉心指點的。楊之光教授的詩，多為有感而發，譬如《思母》詩，表達了對母親的思念，很動情，尤其是最后兩句：“蓼蓼枝頭青尚在，不知家園幾經霜。”令人一讀一回腸。《北歸》：“莫怪老親增白發，故園景物也蕭條。”愁腸百結，哀傷不已。《朝起見雪》：“何方高手真能事，醉后長吟幾欲癡。拂袖揮毫鮮用墨，一盂鉛白潑寒姿。”是詩中有畫。還有他的題畫詩想象力豐富，很有生活哲理，使人百讀不厭。這些詩有能將畫意點醒、延伸、升華的作用。他還常常用詩表達自己對畫道追求的主張、見解、或決心。如“借鑒古洋尋我法，平生最忌食殘羹。”他將這兩句詩書寫掛在客廳作為畫畫的座右銘。為尋我法，忌食殘羹，他學貫中西，闖南走北，遍訪名師，耗去了大半生的精力，完成了一系列讓人感動的作品，“印畫書詩融一體，大師自古是通才。”這贊譽用在楊之光教授身上一點也不為過。采訪即將結束的時候應筆者之邀，教授興致勃勃地磨墨理紙，當場揮毫，翰墨神飛……不禁想起《楊之光側影》序言中楊教授的一句話“江水代有才人出，我輩真誠待后生”。我想“我輩真誠待后生”正好可以做為他此時的寫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