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這次會議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由張聞天同志負責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路線。毛澤東有資格參加重大決策，并逐漸成為黨內的主要領袖。由此，中國共產黨確立了正確的領導，指導思想從混亂逐漸走向明晰和成熟。

　　在最初的構思醞釀中，我們查閱了很多資料，向黨史專家了解情況。創作的總體思路是作品要出新。我們考慮是否可以把人物場景設置在召開遵義會議的洋樓前面，因為從室外角度展現遵義會議的作品目前沒有。其次，以前的作品在處理毛澤東形象時要么畫得過于突出，要么過于邊緣，與歷史事實有一定的距離，采取在黨中央領導集體當中突出毛澤東形象的辦法比較恰當。正是因為以往的創作有改進的余地，所以，我們對這次創作充滿了信心和期許。

　　收集各種相關文獻和圖像資料是基礎的工作，作為最初的構思，我們形成了兩幅小稿。一幅延續了傳統的遵義會議創作思路，把場景設置在室內，毛澤東的位置較為突出；另外一幅是在室外，毛澤東站在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中間。兩幅稿子送到北京審核，最后，室外的那幅被專家組選中，并取名為《遵義之春》。作品展現的是會議代表開完會后，一起站在柏公館前的場景，時間是三月份初春的清晨，正是梅樹含苞待放的時候。

　　在最初的稿子中，人物的站姿比較嚴肅，相互之間靠得很緊，組合關系有些僵硬。調整后有些代表處在自然的走動狀態，站立者的姿態設計也充分考慮到了人物組群富于節奏感的疏密關系。

　　在創作過程中，我們常注意收集各種形象資料，并且細致分析和研究，力求使各種素材內化為心中的水墨意象。轉化的困難很大，畢竟我們無法親眼見證歷史，留存下來的原始資料也非常有限。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只能依靠想象來重構歷史。比如，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形象，我們幾乎找不到兩人在這段時期的照片，只好參考同時期的毛澤東形象。可參考的毛澤東形象微帶疲憊和憂郁，顯得不夠明朗，需要做一定調整和轉換才能用。在人物畫中，臉部表情是非常關鍵的，所以，對于這兩個人物頭部的處理，我們動了不少腦筋進行修改和加工。畫面中的20多位人物的塑造，是作品的重頭，花費的氣力也是最大的。他們的頭部，我們至少畫了2至3遍，然后，把最滿意的挑選出來。

　　背景中舉行會議的那座小洋樓實際沒有這么高，我們根據構圖的需要，稍微做了一些夸大處理。洋樓的邊上，畫了一棵過了冬季還保留些許葉子的樹。為了強化效果，我們特意把樹干加粗了一些，枝條伸展，星星點點的寒梅含苞欲放，預示了春天的到來。

　　這幅人物畫特別重視個體形象的塑造，至于背景，主要考慮它是否能夠有效地襯托人物的活動。

　　傳統歷史題材的中國畫作品，都不是非常具象，包括《清明上河圖》，既是當時社會現狀的描繪，也包含了創作者對城市世俗生活的認識和概括，還不乏自由想象的成分。當今的歷史題材繪畫創作，需要更多的寫實性，而不是抽象的自由發揮。總體而言，油畫在歷史畫創作方面有優勢。但這不是說國畫完全沒有獨到之處。國畫的局限性恰恰是它的優勢所在。我覺得，以5至6人為主要表現對象，加上一些群眾作為周圍環境的襯托，最適合用國畫手法加以表現。中國畫由于媒介本身的特點，無法取得類似油畫重現宏大歷史場景的效果。不過，這反過來促使我們盡力發掘國畫語言的表現潛質。我們特別注重寫生，希望筆墨意境與生活保持緊密的聯系，能夠真切地反映生活，創作《遵義之春》在這方面無疑是一次新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