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煥松：你是一位軍人攝影記者，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你又是一個攝影家，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講是要充分發揮個人的主觀情志。這二者之間充滿矛盾，你是怎樣處理這對矛盾的？

馮凱旋：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有時候會有。但從大的方向上講，在攝影追求的目標、拍攝的對象、表現的內容上是一致的。我是為了中國軍隊的發展履行攝影任務，軍隊是我攝影追求的永恒主題。因為我是軍人、女人、攝影人，但首先是軍人．遇到矛盾的處理我是按這三者的排序考慮的。

拍軍隊題材．有時往往會有矛盾。采訪中會碰到一些自己想拍攝的內容．而且有一種藝術創作的沖動。每逢這種情況都需要冷靜地思考。比如很多好的內容是保密的，不能宣傳．尤其一些尖端項目以及從事這些項目的幕后英雄們，特別值得報道，但是出于國家利益的需要暫時不能公開；還有一些存在的問題．很想把事兒說出來．讓大家接受一些教訓，能夠把事情做得更好。但是我們的軍隊是國家機器．是有特殊要求的。不過，現在全黨全軍也在慢慢地發生著一些轉變．從實際出發、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等理念也在影響著我們。

蔡煥松：作為一個軍人、一個女人、一個攝影人，你整天在以男人為主體的部隊里采訪、拍攝，與男同志相比你覺得是優勢還是劣勢，會覺得有些不方便嗎？

馮凱旋：不方便確實有．但是這么多年來，我已經非常喜歡這個職業，而且特別喜歡到部隊—線去采訪。但我的一些領導出于對女同志的關心和愛護．使我丟失了一些創作機會。他們為我擔心，怕不方便，有些地方就不讓我去而派男記者去。后來他們也了解我了．比如汶川地震，地震當天我就要求到前方采訪．領導說女同志先不考慮?？搭I導沒有讓我去的意思，真是心急如焚．我想來個先斬后奏。第二天一早我隨救災部隊上了飛機，在飛機上給領導打電話．沒想到領導硬是把我拽下來了。隨后兩天我把家伙什兒（一個攝影包、一個生活包）就放在家門口候著。女兒都知道我要干嗎。我穿著迷彩服，轉來轉去地和領導磨，只要領導一松口，我拿著東西就走，圖的就是一個快。結果領導說：“你穿著迷彩服和我示威呀？”其實領導考慮的就是怕我到了震區不方便。終于在震后的第五天我到了汶川，在震區呆了22天．基本上是單兵作戰，拍了大量圖片。因為有思想等各方面的準備，生活方面沒覺得有什么不便，平時下部隊采訪尤其是到邊海防，條件也很簡陋，所以再艱苦的環境我都能適應。

蔡煥松：這也就像你說的，你是一個女人，也是一個攝影記者，但更重要的你是一個戰士，是一名軍人，軍人是以服從為天職的。

馮凱旋：對，是這樣。我在戰士當中，從來沒把自己當成一個女性，大家也沒把性別看得特別重，共同戰斗、一起參演、摸打滾爬、親切自如。比如在2002年中吉聯合軍演中，我隨同吉方參演部隊采訪，體格健壯的吉方特種兵跑速快、動作靈敏。我使出渾身解數跟著他們。下山的時候．吉特種兵抱著槍像小孩坐滑梯一樣就滑了下去．我立刻模仿此樣．抱著照相機滑下山去，和吉方士兵一起到達集結地。結果迷彩褲毛褲全劃破了。吉方的指揮長發現我是個女的．伸出大拇指夸我了不起．并擁抱了我，要求和我照合影。在他們中間，我感覺自己就是個士兵。

蔡煥松：有些不方便會不會是女性天然的心理特征所造成的，你在自己的攝影生涯中，是否也有一個如何戰勝自己心理弱點的過程？

馮凱旋：是啊，1998年我到抗洪搶險第一線采訪，晚上在抗洪大堤上．看到戰士們把繩子拴在間隔排列整齊的汽車上，蚊帳掛在繩子土．一邊是將要漫上堤的洪水．另一邊是排列整齊的蚊帳．我腦子里馬上出現一幅“日出江面堤為床”的畫面，心想第二天一早日出的時候，拍一張這樣的照片。當晚我一個人睡在軍車上。第二天我起個太早，等待日出的時候。誰知道哨子一響．戰士們整齊地站在江邊方便（撒尿）?？吹竭@個情景．我自己先傻了，立刻貓下身躲到車里。等我經過思想斗爭后再站起來拍攝的時候．戰士們已經在收拾帳篷。說起這個情節，同行們都說我沒用，替我遺憾，一幅很生活的畫面丟失了。這確實是心理弱點，使我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拍攝瞬間。

蔡煥松：作為女性攝影記者，有時是否也帶來很多采訪的方便。我看了一個材料，你在剛果（金）采訪我軍維和部隊的時候，曾與叛軍司令相遇，并面對面交談了近1小時。能告訴我們當時的情況嗎？

馮凱旋：2004年夏天．我來到剛果（金）采訪中國維和部隊，在兩軍交戰處的一個咖啡館遇到與政府軍對抗的叛軍司令，當他在持槍的士兵們簇擁下走進咖啡廳時其他人都將退出，而我卻慢慢地走進咖啡廳與他打招呼。也許我是女性，他友好地邀請我坐下，我們用手勢和雙方都不太懂的英語交談。他說他喜歡中國，特別喜歡毛澤東，并用中文說出了毛澤東三個字．尤其喜歡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說他很幸運有一本這樣的書，就放在他的床頭。他很向往中國，有機會一定要到中國看看。分手時我將一枚燙金的毛主席像章送給他，他激動得眼睛都要蹦出來了。我沒想到他們如此崇拜毛主席，當我讓人拿相機為我們照相時他沒有反對。 
蔡煥松：我聽說你為了拍攝到好的鏡頭，把警察打了？

馮凱旋：1998抗洪的時候．朱镕基要到哈爾濱廣場看望部隊。記者和部隊都等候在江邊。大家井然有序，當時我的位置特別好。不知何因一陣涌動，一個警察從人堆里冒了出來。他不由分說亂拽一氣，忙亂中我把位置丟掉了，一怒之下我拿著大軍包照著他的背掄了兩下。我這個動作雖然簡單，但在場的許多沈陽軍區領導看到了。馮凱旋跟警察打架就這么傳開了。

蔡煥松：作為一個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堅決完成任務這是職業操守，為此你才不考慮女人的顧忌和警察急；作為一個攝影家，不給歷史留下空白，就是你的攝影理念。這兩個理念矛盾嗎？

馮凱旋：有時會矛盾。比如說拍多國聯合軍演．紅藍軍對抗，尤其是外軍活動我都想參加。但是六國聯演規定很多。你想采訪的內容不能去，不想報道的事規定你必須去，那時就只有服從啦，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嘛，留下遺憾不等于沒有盡職。回想自己的攝影歷程。我的理念是清晰的，在遵紀守法的前提下，盡可能不留有空白。

蔡煥松：2003年非典時，你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抗擊非典第一線，你拍李小紅的感人場面，這是以服從為天職，還是不給歷史留空白？

馮凱旋：非典時期我們的規定是盡可能不出去，紀律嚴謹。但是對攝影記者稍微有一點點松動，我們就在有一點點可能的情況下出去。作為一個在北京的攝影人，北京發生了震撼世界的非典，你不到一線去上幾次會終生遺憾。我在醫院工作過，知道在傳染區應該怎么做好防護，保護好自己。為此我三進小湯山非典病區，兩次到武警醫院。

蔡煥松：拍到不容易，害怕嗎？

馮凱旋：是的，像拍到的李小紅，還有一些搶救的場面以及逝去的人……都是近距離抓拍的。但是不怕，因為心里有底，知道如何保護自己。

蔡煥松：你參加過好幾次抗擊自然災害的采訪，當你碰到老百姓需要搶救、群眾需要幫忙的時候，你是先拍照片還是先幫忙救人？當善良的人性與工作的理性產生矛盾時，你是哪一個放在第一位？

馮凱旋：如果是需要我，當然先救人。人性要放在第一位。我覺得，不管我們是誰，在哪個崗位工作，首先應該是做人。我是在部隊大院長大的，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成長的一代人，人命關天不沖上去，自己的良心會受到譴責。哪怕拍不到這張照片，也要把人救上來。這樣做是值得的。我在抗洪的時候遇到過好幾件事，比如說小羊掉到水里，我趕快找人把羊撈出來，然后再拍照片。幾次難得的瞬間都錯過了。 
蔡煥松：汶川地震的時候，有的新聞記者，為了拍到有震撼力的照片，讓已經死去的孩子手上硬夾一支鉛筆，拍一張照片并發表，引起了爭議。對此你是怎么看的？

馮凱旋：我對這種做法不贊成。我不會拍這樣的照片。一是在部隊長期養成了用正面的東西教育人的習慣；第二是從心靈來講，我不忍心讓一個已經死去的孩子還去充當說教的角色。我也是一個媽媽，怎么忍心呢，從—個新聞從業者的角度看那是制造偽新聞。

蔡煥松：有名家這樣說——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你在抗災現場拍攝，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還是拍攝中的激情使你不知危險，盡量地拍攝？

馮凱旋：名家的話有道理，在拍攝中遇到危險的時候確實有．有時自己往往沒意識到，事后知道挺后怕的。“9日抗洪”的時候，我天天上直升機航拍。飛機門一打開，我就坐到門口拍攝．腰系一根保險繩．有時鞋一脫，腿耷拉在門外。一次我正在聚精會神地拍攝．一個副駕駛員快速地用背包帶把我纏到凳子腿上．而后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什么話都沒說，只見他頭上的汗—下就冒出來了。我覺得奇怪．見他輕輕一拽我腰間的那個保險繩就開了，原來保險繩是壞的。

蔡煥松：你才明白是生命危險？

馮凱旋：我才明白為什么他要把我五花大綁。

蔡煥松：你在汶川拍攝時那么艱難，有時生命都難以保障，你在拍完后怎么保護影像不丟失？

馮凱旋：其實往往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自己反而沒感覺到，我已經有過多次這樣的經歷。有一天在北川部隊正在搶救一個還活著的人，突然有人大喊山上的堰塞湖要決堤，全體人員馬上撒出北川！大家哄著就往外跑，我當時邊跑邊拍照，結果喬天富老師在前面氣急了沖著我喊；“你不要命了！還拍什么呢！”因為我們要跑出5公里才能到達安全地帶。看著人潮水般地往外涌，我忍不住還在拍，喬老師喊我急得噪音都變了。跑出去后才意識到，堰塞湖真要灌口命就沒了，還拍什么呀！

蔡煥松：有人認為你攝影有成績，是因為在《解放軍畫報》這個特殊位置上，有些特權，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馮凱旋：有這方面的因素。因為部隊攝影記者本身就少，畫報是部隊的權威攝影基地，我作為畫報建社以來唯一的女攝影記者，當然是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我不怕別人說什么．關鍵是你要無愧于這個職位。 
蔡煥松：相對于男性，女性是柔情的。作為以男人為主角的軍隊，剛毅、堅強的內容是主流，你認為部隊的這種氛圍會不會改變你的性格？

馮凱旋：不會。比如一個家庭，你不可能在丈夫每天的影響下變成男人性格，你還是女人，依然柔情似水。如果一定要說變化，那就是變得老練了、自然了、穩當了，變得更能包容了。

蔡煥松：每一個成功的攝影家，都有自己的影像傾向，你認為自己的影像是偏柔情的多，還是剛毅堅強的多？

馮凱旋：這要看拍攝的題材，比如拍演習，剛硬的元素就多，我拍的士兵．看上去不像女同志拍的；如果拍事件，可能柔情多一些，尤其是拍婦女兒童，我的構圖盡可能養眼。

蔡煥松：是不是可以這么理解，你拍部隊和戰士的時候，是以一種女性欣賞男性的陽剛的角度去捕捉你需要的影像；當你回到普通生活中來，你是用女性那種陰柔的天性去體驗唯美。

馮凱旋：可以這么說。

蔡煥松：你的職業跟你現在所處的位置，使你的作品含有很強的新聞性，新聞攝影多數也是蜻蜓點水式的東西多，你出發之前如何做好案頭工作？

馮凱旋：我們是部隊．很多時候不是自己選題目．是部隊和上級給你命題，讓你去作文。首先要尊重上級的意圖，根據任務需要，做一個采訪大綱。同時還要了解和掌握一些相關資料。其實和其他拍攝所做的案頭功課差不多，只是內容和手法有所差異。

蔡煥松：你多次參加聯合軍演，接觸過其他國家的部隊攝影人，他們跟我們部隊一樣嗎？

馮凱旋：我是作為一名戰士去拍攝，他們多數是雇傭的，部隊自己的攝影記者很少。有些地方，雇傭的攝影師是禁止去的。我們在拍攝手法上也是有區別的。

蔡煥松：有什么區別？

馮凱旋：區別就是我們什么都想拍，而他們要取舍，可能他們有規定吧。比如不允許拍攝的我也要悄悄地想辦法拍，盡可能多留一些資料，這方面的差距最大。他們作為軍方的雇傭，以完成任務為目標，叫拍什么就拍什么；不過外國記者工作很認真．有些外國記者也是很玩命的。

蔡煥松：器材上有差別嗎？

馮凱旋：器材上沒什么差別，都挺先進。

蔡煥松：他們在器材的選擇、價值觀的判斷上，跟我們有差別嗎？

馮凱旋：他們是有什么器材干什么活兒，讓拍什么就拍什么。他們的拍攝手法也和我們不太一樣，尤其是所反映的內容不一樣，絕對有區別。

蔡煥松：我看你的工作應該有兩大任務，一個是領導下基層你跟著采訪；還有就是到連隊和基層去拍攝。這兩個任務使用的器材一樣嗎？

馮凱旋：對，我的任務有大半是資料留存。在器材使用上也有差異。跟領導開會活動，我一般只帶一個標準頭就夠了。下部隊器材肯定會多帶，起碼會帶三，四個鏡頭。根據不同需要帶器材。

蔡煥松：有一段時間，攝影界有人批評部隊的攝影是軍事沙龍攝影，也就是說記錄類的題材拍得太唯美了。你怎么看這種聲音？

馮凱旋：不是太唯美了，而是部隊的特性決定的。你下部隊拍攝．可以說80％都給你準備好了，許多新聞變成命題作文，那么沙龍的味道就比較濃了。不過我們現在也在不斷地修正自己，在采訪中盡可能維真、維實。多拍一些正在進行當中的活動，盡可能少拍后組織的內容。特殊情況就特殊對待，比如要宣傳的典型就必須去。

蔡煥松：換個角度說，其實部隊是從宣傳的需要出發為拍攝者提供了很多方便，這種方便往往帶來了一種影像導演，擺布的弊端。

馮凱旋：所以我們部隊現在也提倡干什么就拍什么，但這樣的話，因部隊有特殊性，不少人往往又拍不出東西。

蔡煥松：你現在所處的位置，對部隊的攝影整體狀態比較了解，你覺得軍中的攝影水平與全國總體水平有差距嗎？

馮凱旋：各有所長．但是在多元表現上我們是滯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非常想參加一些地方的攝影活動．與地方的攝影家老師們進行全方位的交流，多汲取一些營養，無論拍攝手法還是編輯手段，我們都需要學習，取長補短。

蔡煥松：部隊的攝影人對照片的評判標準跟地方攝影人有差異嗎？

馮凱旋：我個人認為有，比如我們搞一次展覽，評判人員80％都來自機關．是領導、是上級．他們對照片主題的要求很明確，必須鼓勁兒。這樣評出來的作品在評判內容、形式特別是對影像的要求上不完全一樣。

蔡煥松：可能部隊考慮比較多的是主題的需要，對影像本身的特征相對要求少一點。

馮凱旋：對。

蔡煥松：你在軍中攝影的位置有些特殊，你覺得自己在攝影方面跟一些名家相比有差距嗎？

馮凱旋：和一些攝影界的前輩相比還存在差距。我一直在想辦法縮小這種差距。我很愿意參加地方的活動．比如你們《中國攝影家》雜志的“大PK”活動．覺得很有收獲。但是我在這個位置有時身不由己，從時間上講一年有半年是在拍資料，隔一個月還要值一次班，值班期間要參加會議和各種活動。還有半年時間．除去整理資料，其實一年當中只有三分之一時間在拍攝部隊，參加地方活動的時間更是難找。

蔡煥松：理解。作為一個軍人你必須服從部隊的工作安排，作為一個正在拍攝成熟期的攝影家，我也為你惋惜。從純攝影拍攝的機會來講，你會羨慕部隊基層搞攝影的同行嗎？

馮凱旋：太羨慕了，比如沈玲、賈明章等．他們身在第一線，能掌握第一手資料信息。他們能貼近戰士，跟部隊溝通快捷，拍攝中就能得心應手，真實率高。

蔡煥松：我從有關材料了解到，你是從部隊基層單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這個位置，做攝影也是從業余走向專業。在服從部隊安排和自己對攝影的愛好追求方面哪個作用更大。

馮凱旋：我是從部隊基層一步步走過來的。當兵后在醫院工作．院領導知道我會畫畫．會寫美術字，能寫個稿子辦板報．當時還不怎么會攝影。參軍前跟爸爸玩過洗印照片．爸爸有一臺祿來，我多少會一些。爸爸曾經花80塊錢給我買了一臺海鷗折疊照相機。到部隊我就拿著它給自己的小伙伴們拍照片，拍了很多雪景。這事被政治部門的干事發現了——有個小女孩能拍照片．還會洗印、拍雪景，還能把人臉拍白，那會兒他們拍雪景，因為反差大，臉都是黑的。我能把人臉拍白是爸爸專門教的——拍雪景的時候不能按正常值曝光。

蔡煥松：你用父親教你拍雪景的方法為戰友拍照而引起單位領導的注意，可以說是偶然的機會把你推上攝影這條路。

馮凱旋：是的，第一次用照相機的時候也是有故事的。那次姬鵬飛到我們醫院看望傷病員．還有一個大型匯演，不巧搞攝影的老師病了。領導說新華社來了記者，他們拍完就走．肯定不會給咱們留照片。聽說有個女新兵會照相，叫她來試試。能行就讓她拍，總比沒人拍好。我一看那相機跟爸爸的祿來一樣，我說會。“閃光燈會嗎？”其實我沒有用過那樣的閃光燈，我也說會。我就把照相機裝上膠卷，試了幾張。就這樣我第一次拿相機工作，就與新華社的記者站在一起。新華社那位老記者特別好．一看我是個小女孩，就讓我跟著他照。還不停地喊我傻丫頭，聽著挺親切。后來他怎么照我就怎么照，結果拍出的片子還相當不錯。那時候都是黑白照片．自己沖洗，我整整洗了兩天兩夜。領導看后高興極了．就讓我到政治處幫助工作。這件事讓我爸爸很失望，他希望我當醫生，他覺得攝影就是玩物，不能作為一個專業。但我一步一步愣是干成了專業，自己也沒想到會有今天。

蔡煥松：什么機會使你成為解放軍畫報社唯一的女攝影記者？

馮凱旋：1995年《解放軍報》改版后，需要一批記者和編輯，那時候畫報和軍報是一家，說要調一個女攝影記者，全軍扒拉來扒拉去，感覺我比較符合條件。我們30多個人經過考試，留了七個人。我比較幸運，成為畫報第一個女攝影記者．對軍報來講也是第一個。到現在，女專職攝影記者還是我一個。因此我很感謝部隊對我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