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傳統(tǒng)媒體經(jīng)濟狀況每況愈下，自由攝影師這一職業(yè)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挑戰(zhàn)。他們得自己承擔拍照的差旅費和伙食費。如果沒有媒體買，就等于白拍。雖然現(xiàn)況不妙，仍有為數(shù)不少的自由攝影師為理想而堅持。費加羅圖片社攝影師Bruno Morandi 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大部分時間，他每天背著近70 斤重的東西在全世界各地跋涉。近日他自費來中國拍照期間，接受了《外灘畫報》的專訪，暢敘身為自由攝影師的個中甘苦。他說：“我認為所有的人都過著大同小異的生活。世界上任何角落我都覺得很舒適。”

自由攝影師越來越不好當了。網(wǎng)絡的發(fā)達、攝影器材的先進和普及使得人人都有了擔當攝影師的可能。

2005 年倫敦地鐵爆炸后，《巴黎競賽畫報》把手機拍攝的爆炸圖片放在了頭版。這一事件無形中暗示著：攝影師的重要性是否已大打折扣？傳統(tǒng)媒體的財務狀況越來越不樂觀，它們也越來越不會出錢請一個自由攝影師去拍照片專題了，大多數(shù)自由攝影師都得自己解決拍照的差旅費和伙食費。拍照的性質就跟賭博差不多，如果沒有媒體愿意買，就等于白拍。

作為一名自由攝影師，BrunoMorandi 也無法在攝影地位下降的歷史潮流中明哲保身。在采訪前，對旅游攝影師這個職業(yè)的艷羨主導了我對Bruno的印象：背著巨大的背包，邁著孤獨的腳步，走遍世界每一個或美妙絕倫或風姿綽約的角落，把美景留在鏡頭里，把背影留給世人，無拘無束，浪跡天涯。見到Bruno 之后才發(fā)現(xiàn)，旅游攝影師留給世人的照片背后有說不完的艱辛。

這次來中國拍照是他自己出的錢，如果找不到會英語的向導，他很難和當?shù)厝藴贤ǎ浑m然患有嚴重的腰肌勞損，卻經(jīng)常要凌晨五點鐘就起床，背著沉重的攝影器材跋山涉水；每年大部分時間都在路上奔波，只有三個月時間在巴黎家中度過。

旅游攝影師這一職業(yè)往往有一個共性——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面對他拍的一張或一組照片卻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在如今這個年代，哪怕是曾經(jīng)拍出過震驚世界的照片的攝影師，也可能要擔心照片的出路問題了。以前行情好的時候，一組外國攝影師的照片在中國通常可以賣出2 萬元人民幣的高價；可現(xiàn)在，如果一組照片能賣到5000 塊，圖片社就高興得要開香檳祝賀了。著名戰(zhàn)地攝影師Michel Setboun 拍過的一幅薩達姆肖像，曾經(jīng)登上過全世界104本雜志的封面，他曾被子彈射中大腿，從戰(zhàn)場上載譽歸來，可是由于財務狀況不佳，只能轉行拍風花雪月；全世界最著名的時尚攝影師之一安妮·萊布維茨，因為欠債2400 萬美元面臨破產(chǎn)；堅持拍照的攝影師越來越少，有的干脆退休回家種土豆。

相比之下，Bruno 還算幸運，他一直在堅持。2002 年，Bruno 所拍攝的托斯卡納風景刊登在《文明》雜志上，那是中國讀者第一次見到他的作品。Bruno 的攝影風格很受中國雜志歡迎，因為他的照片色彩明快，表現(xiàn)的都是世界最美好、最精彩、最神圣的一面，無意中滿足了中國大多數(shù)生活時尚類雜志的需求。對中國的喜愛也讓他成了中國的常客，云南、貴州和廣西是他最喜歡的中國省份。10 月底，他再度來到中國取景，并接受了《外灘畫報》的專訪。

色彩神韻

Bruno 作品里的顏色像不小心潑出去的顏料，看似漫不經(jīng)心，實則用心良苦。他故意選擇那些能造成強烈視覺沖擊的場景和構圖，照片像被賦予了無窮的生命力。

早年，Bruno 嘗試過黑白攝影，但黑白兩色無法完整地傳遞照片信息。“而且，黑白攝影太容易了，因為它很容易抹掉一些相近顏色的區(qū)別；彩色攝影對攝影師的挑戰(zhàn)更大，需要對色彩有更好的掌控力。”

Bruno 最喜愛的攝影師、被他稱為“大師”的亨利·卡蒂爾- 布列松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黑白攝影師。如果不考慮彩色和黑白的差別，從Bruno 作品中依稀可見布列松的影響。

Bruno 最有名的攝影系列之一是印度拉賈斯坦邦的紗麗印染女工。他用了四天時間觀察那些印染女工的生活，拍出了顏色飽滿得幾乎要滴下染料的驚艷之作。已經(jīng)染色待干的巨幅紗麗垂掛下來，穿著印度傳統(tǒng)服裝的女工隨意地晾曬和折疊，讓人聯(lián)想起印度的充裕陽光。這樣的照片是每個人都愿意放大了掛在墻上或者相框里的。

Bruno 把游歷印度的經(jīng)歷融入了一本《印度的色彩》圖冊里，這是一本20厘米×20 厘米的小書。火紅的辣椒讓人聯(lián)想到誘人的當?shù)孛朗常唤固夭紶柺莻€藍色之城，據(jù)說藍色是最高種姓“婆羅門”的專屬顏色。婆羅門把自己的房子涂成靚藍色，來凸顯自己的高貴身份。慢慢地，非婆羅門姓的家庭也把房子涂成藍色；拉賈斯坦邦的傳統(tǒng)繪畫藝術“曼達塔”和“塔巴”繪制在走廊或門廊上，這些充滿線條的活力全部出自婦女之手。最有趣的當屬印度一年一度的色彩節(jié)，印度語中發(fā)音為“Holi”，每年的這一天，人們會用類似水槍的工具把各種色彩噴涂在別人身上，據(jù)說幸福會隨著色彩一起傳遞。



在尼泊爾的rana tharu，Bruno 被當?shù)厣倥拿褡宸b吸引了。與其稱其為衣服，不如稱之為色彩的拼貼。每件衣服上都有不止10 種顏色，再配以玎玲作響的銀色配飾，讓人眼花繚亂。“ 彩色賦予了照片某種神韻。”Bruno 對自己的作品這樣概括。



Bruno 的作品在《國家地理》、Ulysse、Gala、《費加羅雜志》、DS 以及VSD 等雜志上發(fā)表。多家出版社都推出了他的圖冊，如《拉賈斯坦印象》、《永遠的托斯卡納》、《托斯卡納村莊》、《尼泊爾——色彩和光》、《普羅旺斯，飲食精神》、《托斯卡納，飲食精神》等等。他的作品不僅會吸引人們前去旅游觀光，還能讓人們充分領略到他從人類、自然、文化中捕捉到的美。

艱苦旅行

Bruno 說，自己首先是個旅行家，其次才是攝影師。可是他從來不知道什么叫“輕便旅行”。

無論走到哪里，他都要隨身攜帶下面這些東西：“電腦是必需的，每天我都用它來與我的代理商聯(lián)系，睡前也會用它來處理我的攝影作品。其次是相機，我隨身帶了兩個相機，一個是NikonD700，與之相配的有四個鏡頭。另一個是膠片相機哈蘇，它也有三個鏡頭。還有三腳架。”

行李里還有少量的衣服。Bruno有一件在冰島買的登山服，不算厚，可是很保暖，能抵得上三四件普通毛衣的御寒力。去寒冷的地方，Bruno只要把登山服套在T 恤外面。所有的東西加起來差不多有70 斤。他帶著這些物品，走過中國、蒙古，穿過印度、巴基斯坦、非洲舍夫沙萬，還有他的第二故鄉(xiāng)尼泊爾。

尼泊爾之行是Bruno 人生的轉折點。18 歲之前，他是個害羞的男孩。即使現(xiàn)在也還是這樣，他喜歡給別人看他拍的照片，可是不會給別人看他本人的照片。“拍照時，我就躲在相機后面。我可以躲在相機后面和陌生人打招呼，如果沒有相機，我也不敢面對面地和別人打招呼。”18 歲之前，他幾乎沒有離開過巴黎，只是偶爾去出生地意大利的托斯卡納看看。18 歲時，沒有錢的他和一群和他一樣沒錢的旅行者一起去尼泊爾旅行，一待就是兩個月，從此開始了身兼旅行者和攝影師這雙重身份的漫長征程。

尼泊爾的夏天很涼爽，Bruno 喜歡在黃昏時任微風吹過面頰，欣賞泊爾少女的曼妙身材。隨處可見的莊嚴寺廟和巍峨山峰讓他常有片刻的窒Bruno Morandi（中間坐者）和巴基斯坦蘇菲的朝圣者們在一起息感，還有巧奪天工的手工藝品和民族服裝。所有東方風情的元素把這個初出茅廬的法國小伙子徹底征服了。

當時Bruno 還是建筑系的學生。旅途中看到的一本小冊子改變了他的生活。冊子上有一句話：“自主的人必然喜愛冒險。”從此，Bruno 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像一個流亡者一樣浪跡世界，拋開了建筑的學業(yè)，拋開了一切束縛，立志要成為一個自主的人。

Bruno 尼泊爾當了一段時間的法語導游。Bruno所掌握的語言中，除了英語、意大利語、法語，還有尼泊爾語，以及一點點的印度語和烏爾都語。

第一次旅行有些艱苦，他坐在不怎么舒服的坐墊上游歷了尼泊爾。“從這第一次漫長的旅行開始，我就已經(jīng)知道怎樣讓自己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了。”

適應環(huán)境對Bruno 來說不是什么難題。“我不會像一般法國人那樣計較別處的生活是不是很法式，我認為所有的人都過著大同小異的生活。世界上任何角落我都覺得很舒適。”

這次，Bruno 只身來廣西。在陽朔的時候，他租了輛摩托車，到處走，一切都靠自己。但是在大多數(shù)時候，他會通過旅行社找一個會說英語的導游，通常是600 元一天。但是中國是一個語言交流很困難的國家，在中國的偏遠山區(qū)，英語不太普及，每個地方的方言都極為不同，甚至連手勢都無法溝通。因此當有一次在貴州找到一個會說英語還懂很多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導游兼司機，Bruno 開心壞了。

柔弱內心


Bruno 喜歡隨性拍照，走到哪里拍到哪里，不用花太多時間準備行程。他會帶上《孤獨星球》和各地英語地圖，這些是他最好的旅游指南。筆記本必不可少，用來記下那些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民族和村莊以及人的名字。比如在中國，他要求導游幫他寫下相應的中文拼音，便于記憶。



有時，興致上來了，他會給自己的照片配上文字。他說自己不擅長寫字，一兩頁還行，十多頁的文章要耗上他一個星期。

“最初，他們備受尊敬。這些身著黑色衣服的人，在伊朗的首都德黑蘭市中心的繁華地帶穿梭。市區(qū)的公寓墻上，是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的巨幅畫像，這十年來，沒有任何變化。一些頭裹纏巾的毛拉手提公文箱，匆匆進出于寫字樓。

現(xiàn)在他們的境況似乎有些窘迫。祈禱的聲音被城市嘈雜的聲音淹沒，清真寺幾乎人跡罕至，公園里有大膽向女孩獻殷勤的年輕人。年輕女孩公然化妝，男孩子身著畫有美國搖滾歌星的T 恤衫。德黑蘭的高樓大廈到了晚上燈火通明，和倫敦、巴黎的夜晚無甚差別。雖然德黑蘭不能代表整個伊朗的變化，但是伊朗確實已經(jīng)不再是人們心目中那個古老的國家了。”

Bruno 的文字和他的圖片一樣，透露出洞悉和睿智。他喜歡充滿了神秘感的東方國度，對它們一天天的富裕和現(xiàn)代化感到欣慰，也流露出遺憾。

他很坦率地說，他對很多東西都不太懂。“但是對于我，一個拍攝者來說，我不用去理解細節(jié)，比如為什么這個手指是藍色，為什么穿這樣的衣服。我關心的是我的畫面的美麗。如果我拍出一個人來，大家覺得這個照片很美，對我來說這就夠了。”

伊斯蘭教的神秘感、詩歌、音樂吸引著他。他進到教徒們的朝圣隊伍中，捕捉他們在月光下的面孔、眼神；一直拍打胸膛向真主表達忠心的伊朗教徒，用一生時間從一座山走到另一座山的巴基斯坦朝圣老人的故事，讓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Bruno 有如經(jīng)歷一場洗禮；聽到苗族人的歌聲時，他會被深深打動；與那些短暫相處的人說再見的時候，他總是不忍地流下眼淚。Bruno 并不像一個長期旅行者那樣對很多情景習以為常，他總是用最敏感的內心去體會遇到的人和事。

“吸引我成為攝影師的，正是不斷地捕捉著生命片斷的機會：生命中優(yōu)美的姿勢、簡單的動作，梳著烏黑頭發(fā)的尼泊爾婦女、抱著皮球準備跳上車的古巴男孩、搽了脂粉的男人或是女人、在自家院落的地上和墻上畫畫的拉賈斯坦婦女。就像是法國近代詩人雅克·普萊維爾的詩歌—十分口語、樸實，但是平凡的詞語中有奇異的想象和震撼人的力量。他的語言揭開了平凡生活的每一真實時刻，卻又遠遠超越生活的真實。我更容易被畫面感動，而不是被新聞報道。”

無緣戰(zhàn)地記者

Bruno 看見過貧窮和戰(zhàn)爭，可他對悲哀和苦難并不感興趣，他的照片中只有安靜祥和。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經(jīng)想過成為戰(zhàn)地攝影師。

1984 年，他和一個記者一起去巴基斯坦工作，大多數(shù)年輕的攝影師總幻想能做戰(zhàn)地攝影記者，Bruno 也一樣，很興奮地準備完成第一次戰(zhàn)地攝影任務。在巴基斯坦的第一周，他處處小心翼翼，但什么也沒發(fā)生，他覺得有些沮喪；可是當戰(zhàn)爭真正到來的時候，他卻一張照片也沒有拍成，只是想著戰(zhàn)爭何時能結束。“從那一刻起，我意識到自己不適合做一個戰(zhàn)地記者。戰(zhàn)爭實在非常恐怖，它讓我緊張得無法拿穩(wěn)相機。”

Bruno 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劃著發(fā)抖的樣子。說到害怕戰(zhàn)爭，他一點也不覺得不好意思，好像在說一件和自己無關的事，又有點嘲笑當年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后來他選擇了無關政治和戰(zhàn)爭的旅游攝影，把美好的事物展示給人們看，雖然拍照的過程依然很艱辛，但是Bruno 喜歡“自討苦吃”。沒水洗澡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事，在尼泊爾的時候，他連續(xù)5 個星期沒洗澡。如果去山上拍照，幾個月洗不到澡是家常便飯，Bruno 只能在途經(jīng)河流的時候用河水稍微清洗一下。

Bruno 也遇到過騙子和小偷。當他感覺不對勁的時候，通常能敏銳地感覺到，于是采取敬而遠之的策略。但是有一次疏忽大意，出去拍攝的時候忘了關旅館門，回來以后東西都不見了。“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但我會和好人在一起，遠離壞人。”

但和伊朗的兩次“警察局之旅”相比，這些都不算什么了。

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凌晨六點鐘Bruno 爬上一個超級市場的樓頂拍晨曦，突然來了兩個人把他帶走了。“他們不會說英語，我示意說想打電話他們也不允許，過了一會兒我餓了想找東西吃也被拒絕了。又過了兩個小時，來了個會說英語的警察，我才知道，之前的兩個人是便衣警察，他們懷疑我是間諜，在偷拍照片。這個懂英語的警察同意我聯(lián)系了我的導游，又拿走了我的相機，弄出了我的照片發(fā)現(xiàn)沒什么異常才讓我離開。就這樣，我在那里待了6 個小時，底片也毀了，因為他們洗照片的技術很差。”

這件事過后沒幾天，在巴基斯坦南部的一個小村子里，Bruno 正在拍一位戴著面紗的婦女，又被一位便衣警察抓住了。“他拿走了我的相機，我只能大叫‘不不不’，因為我不想再去一次警察局，也不想我的照片再被毀了。我鉆進我的車，帶著他去了我的旅館，給他看了護照，才解決了問題。”

Bruno 像一根隨風飄搖的蒲公英，哪里都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他喜歡法國和意大利式的生活方式，在托斯卡納艷陽下品嘗紅酒是再美妙不過的事情。可是，在第二故鄉(xiāng)尼泊爾，他體會到了另一種從容泰然的生活態(tài)度——“雖然我們很貧窮，可我們臉上總有笑容”—這是尼泊爾當?shù)厝顺Ｕf的一句話。

然而對于貧窮，Bruno 始終不能釋懷，甚至憤怒。“世界是不公平的，有些國家什么都有，物質富足。有些國家什么都沒有，只有悲傷、戰(zhàn)亂和貧窮。”

一個朋友的朋友有個六歲的女兒，患上一種疑難雜癥，尼泊爾落后的醫(yī)療水平?jīng)]法治療。Bruno 和他的朋友在網(wǎng)上搜索，發(fā)現(xiàn)法國有治療這種疾病的技術和醫(yī)生，可治療費用高達30 萬歐元。

但是小女孩的家里很窮，沒法飛法國，更不用說30 萬歐元的治療費了。于是Bruno 和幾個朋友組成了一個籌款委員會，也向法國的醫(yī)院申請免費治療。一個月后，醫(yī)院同意免費，可那個小女孩已經(jīng)不行了。“如果她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國家，她一定會獲得救治。就因為她在尼泊爾，找出病因就用了兩個月，籌款又用了一個月，整整耽誤了三個月。

而我呢？可以舒適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今天在尼泊爾，明天在巴黎。我們需要與貧窮的人們分享更多，我們所分享的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