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烏斯馬爾古鎮 2002，4

蔡煥松：訪談前我查閱了一些資料，對你的人生經歷很感興趣。一個被醫生認定活不過30歲的人，怎么會成為一個為拍攝世界文化遺產而環球30周的人呢，
周劍生：我是在北京新街口電影院東側總政文工團宿舍”大紅門”長大的．父母都是軍人。從小患有先天，哇心臟病，母親帶我去醫院。醫生說我活不到30歲。后來做了手術。奇跡般地活了下來。為此父母一直限制我參加體育運動。但人就像發豆芽菜一樣．你越拿石頭壓它．長出來的豆芽反而越粗壯、越結實。父母越不讓我鍛煉我就越想鍛煉。小時候我經常夜里偷著去后海游泳．游完之后，嘴發紫、臉發白，手冰涼，但我還是堅持鍛煉。這些鍛煉無疑對我后來四處奔波拍世界文化遺產起著很大作用。
蔡煥松：你是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搞攝影了，“四月影會”辦展覽時你的作品《老夫走麥城》等就曾引起廣泛好評。當時不少報刊都有刊登，我就是在那時看到你的作品。你是怎樣愛上攝影的?
周劍生：愛上攝影其實受我父親的影響很大。父親有一臺折疊式的135蔡司相機。不知為什么，我從小就格外喜歡那玩意兒。所以父親給我拍的照片就多了些，這是一種漕移默化的影響。文革期間．父母被關起來，我便拿著父親的相機到處拍，但第一次按下快門的時間已經記不起了。
印象深刻的倒是第一次自己沖膠卷。當時的情況就像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所描述的那樣．一幫部隊大院的子弟．個個穿著舊軍裝．皮鞋擦得锃亮，騎著鳳頭、銀三槍還有飛鴿牌的自行車，那氣勢比現在開奔馳、寶馬還神氣。記得我們幾個哥們兒騎車到北海公園，邂逅了四位女生．其中一位14歲的姑娘是從海南過來的海軍子弟，她一周后就要回海南，我掏出相機給她們拍了一堆照片，并約好第二天見面．把照片送給她們。可是照相館沖照片時間長，等不及，于是當天就買了定影粉、顯影粉．自己動手，拿出兩個小瓷碗．一個調定影液，另一個調顯影液，躲在桌子下面蓋塊老爸的軍雨衣全當暗室了．一秒都不敢偏差就開干了。沒想到還真把底片洗出來了，真是喜出望外。直到今！天我再看當年沖洗的照片，依然有點得意和驕傲。
蔡煥松：你上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在國內報刊發表攝影作品，當時大家都經歷了—種為政治宣傳而擺拍。配合中心運動的照片才能發表的過程，你是否也和大家一樣?那時有部相機可不是小事，你的相機是怎么來的?
周劍生：我1969年上山下鄉，1971年到四川當兵。當時沒有大學可念．也沒有其他文娛活動．我就是一門心思想照相，可手頭兒沒有相機。我就把媽媽送的浪琴手表賣了120塊錢，自己又添了5塊錢．買了一部既能拍120、又能拍135的海鷗4C型相機。因為當時135膠卷5角一卷，而好的120膠卷得花兩塊一，我在部隊一個月才掙6塊錢津貼．拍120自然太奢侈。所以我選擇120、135膠卷通用的海鷗4c相機．這比買拍120膠卷的4A相機便宜近百元。我從拿到相機的那一天起，就整天拿著相機到處拍。同時還找了相關的書籍看．學習構圖、光圈、快門等等技術。
我的第一幅攝影作品1973年4月2舊刊于成都軍區《戰情報》。當時攝影作品還是以擺拍為主流。我的這幅作品內容是小戰士幫助老貧農學毛選——我讓司令員的警衛當小戰士，讓司令員的媽媽做貧農老大娘。作品發表的當天晚上我激動得一宿沒睡。我的其他作品又先后在《成都日報》等媒體發表。最難忘的一次是自己的六幅作品被西藏軍區選中，去參加一個展覽。司令員陳明義(當年中國唯一的將軍攝影師)看完作品后親自為我題詞：“很有成績，希望發揚”。并由陳司令員的兒子陳赤軍將題詞送到川辦。這張題詞我至今保存著．它一直激勵著我在攝影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去努力追求。
蔡煥松：你的作品《老夫走麥城》是抓拍的，應該不是4c照的，人物形象和環境好像不是在北方，拍攝風格也和小戰士幫老貧農學毛選的、為宣傳而擺拍的風格迥然不同，為什么?
周劍生：我1976年復員，被分配在石油化工部搞攝影．當時的設備配置是頂級的——林哈夫、哈蘇、瑪米亞．尼康應有盡有。很多設備一口氣買兩套，膠卷更是不計其數。但每天卻只是機械地拍一些井架、油田、磕頭機……這讓我感到乏味，于是就利用業余時間去捕捉一些自己感興趣的畫面。《考夫走麥城》是70年代末在廣州街頭。路邊遇到一群老爺子打撲克，輸了夾耳朵，我用鏡間快門的紅旗相機迅速抓拍了這個畫面。這張生活色彩鮮活的抓拍作品。在擺拍為主流的當時幾乎產生了轟動效應，“四月影會”會長王志平專門為這幅作品取名《老夫走麥城》。報紙雜志競相轉載．我也有幸成為了“四人幫”倒臺后恢復的中國攝影家協會的第一批會員。
蔡煥松：你上世紀80年代初進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習美術設計，爾后又到日本留學，還是學美術設計，卻為何選擇拍攝世界文化遺產而不是從事本專業或經商呢?
周劍生：說起拍攝世界文化遺產，其實是無心插柳的事。1989年，我在東京銀座看到索尼大樓的墻面上掛著一幅秘魯的空中城市——馬丘比丘遺址的巨幅照片。當時就被那種神秘的氣勢所震撼，我內心感慨道：世界上還有這么好的東西．今生一定要去這個地方看看！后來．我知道那是一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傳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廣告片。自那時起，我萌生了去拍攝”世界文化遺產”的想法。
但當時我并不知道世界文化遺產的真正含義。1996年日本有個世界文化遺產展覽，是世界各地的20多個攝影師拍攝的世界文化遺產的作品展覽。我一看。頓開茅塞．干脆就拍這個專題——從此堅定了這個決心。
蔡煥松：你用自費旅游的方式去拍這個題材，你是怎么解決經費、設備等問題并拍攝的?
周劍生：這幅作品是埃塞俄比亞的拉里貝拉教堂，拍攝之前參考了很多資料。比如索尼的作品，他們有條件可以航拍，飛機在空中轉．拍一個十字架。但是我沒錢．只有土法上馬。臨行前我就在日本作了各種嘗試．拍試驗片。我想光拍十字架不能表現教堂底下的部分。站在地面又看不到十字架，干脆我就把照相機吊到上面去，拍的時候用三根竹竿把照相機吊起來擱在上頭。可光吊照相機還不行．吊在5米高．沒有辦法取景，我再在照相機上裝了一個錄像機，通過錄像機的小銀屏取景．拿個十米快門線就拍。實際拍攝那天早上起來有風，相機晃動，使用100定的膠卷按400定的曝光。拍了兩卷，才有5張清楚的。
蔡煥松：世界文化遺產的景點，許多國家都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這給自由拍攝者帶來制約，你是怎樣解決的?
周劍生：是啊，這就需要想方設法．為了拍攝我是絞盡腦汁。這幅作品是在墨西哥拍的。這里早晚都封門。早上8點以后才開門，晚上到六七點就轟人閉門。他們清場時．我貓在一個洞里，人家沒搜到我。第二天凌晨大概3點多鐘我就爬到頂上這個角度等朝霞．拍完朝霞再鉆鐵絲網跑出來。
蔡煥松：8年時間里肯定遇到不少危險和艱辛，能否說說你最辛苦或最危險的情況？
周劍生：最危險的一次是到歐洲的希臘．要到北部一個山區拍教堂。教堂修在山頂上．平時是拿繩子從下往上拉送食物．人也坐在筐里拉上去。這樣的地理結構是為了防止野獸和外敵的入侵，在上世紀50年代都用這種方法。現在修了梯子，人可以上去了。星期天沒有汽車和摩托車可租．我就去公共汽車站等著。我往車站那邊走。看到一輛大車過來我就招手。人家真停了，我開門就往里鉆，一看全是中學生、女孩子。有兩個老師，看著我哈哈笑．問干什么，我說要去教堂。他們是春游．學校組織的活動，就這么把我捎帶到山上去了。
上去我就只顧拍照，拍完了才發現沒汽車送我下山。上去時聽說有條小路可以下山，大概走半個小時就能到山下。天快黑了，
我不敢冒險走小路．怎么辦，我一看還有一條大馬路．走大馬路保險。頂多3個小時，夜里總能回城里吧。于是我把三腳架收起來，背起包就走。走著走著我聽到有狗叫聲。沒把它當回事，又走。一條大黑狗躥出來——好大一條l沖著我就撲過來了。我有點急，拿著東西就甩它．這是下意識的。接著三條狗圍上來，這時候我拿著攝影包和收起來的三腳架就掄起來甩．這一掄五六條狗圍上來了……我當時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轉起來，跟陀螺似的，就這么轉著拼命地驅散狗，有多長時間都不知道。大概幾分鐘或者幾十分鐘?突然眼前一亮，雪白的光柱，定睛一看．一輛汽車停在眼前，因為有燈光狗就散了。我趕緊打開車門鉆進去．一看，是兩位神父開著汽車．我想這是上帝派人來救我了，從此我得信上帝了。神父把車調過頭來送我下山．神父告訴我．那是野狗，比家養的狗厲害，對人有一種憎惡．是被人轟走的。會往死了咬人。
蔡煥松：你的影像視覺獨特，這包含兩個方面的意義，一個是你對景觀的理解；另一個是你的器材運用。比如你拍西藏的布達拉宮就和大多數人不一樣，你把布達拉宮的神秘和宗教的偉力表現得很充分。
周劍生：這是原來拍的，幾乎沒有后期制作．像《拉薩》這幅作品，很多人不相信，說不可能拍成這樣，這是電腦做的。我覺得真冤枉．我都不懂什么叫電腦制作，那時候不玩兒電腦．都是一次性拍攝，最多加點漸變。加點偏光鏡的使用。在我看來．靠電腦制作是投機取巧的偽創作。我是吃了常人無法想象的苦，甚至于冒著生命危險蹬上高山實地原拍攝．這無疑增加了創作的難度，但吃了大苦、遭了大難而得到作品的那種精神享受絕非坐在空調室內用電腦合成出的作品能等同的。
蔡煥松：澳門大三巴牌坊這一張，怎么有這么亮的照明效果?你是刻意布置的光源還是巧合碰到?
周劍生：這幅作品日本朋友看了也不理解，都問這是怎么拍的，覺得不可能。澳門大三巴晚上是黑的沒錯，我是趕巧了。那天下大雨，我還是去了，到那兒以后雨正好停滿天霞光，有個電視臺也趕去拍攝，他們的燈光打起來，亮的。天助我1拍攝時我帶著哨子，游人多影響畫面時我就吹哨子，讓他們都走到我后面去。這幅作品我用騎士612相機35mm廣角，為了表現遺產地的宏大，我盡可能用廣角。日本人不用．太廣了，變形，人家頂多用到45的．我則干脆來個35的。
蔡煥松：你拿著中國護照，到全世界拍文化遺產，簽證和語言有困難嗎?
周劍生：有，比如去敘利亞，中國人不易去。我那次是在北京簽證，通過朋友介紹和大使見面，他說不歡迎記者，最怕美國記者．歐洲記者，他們專找斷胳膊斷腿的人拍。我說不會的，并且拿出我拍的作品給他看。他看后說行．給你特批，當場就給我簽證了。
蔡煥松：這些年來，你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系，這對你的拍攝幫助很大，你是怎么取得他們支持的?
周劍生：你看這本畫冊上的致辭簽名，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寫的，很難得，這個人從來不個認簽字、寫東西，多少人請他，都是他的副手寫．現在他給我寫了，非常支持我．這對我幫助很大。我拿著他的致辭簽名，再去世界各國的遺產地．幾手暢通無阻。因為很多人都認他。另外全世界的網上都有我的信息，這點對我拍攝世界遺產非常有利。兩年前到意大利去，我就在意大利的網上打“周劍生”的英文名字，到美國也這樣打．全有我的信息。為什么？因為澳門政府曾邀請我辦過展覽，澳門政府網是英文的．它跟世界聯通。這是政府規則，全世界的網上都知道這個事．—土網就有我的相關介紹及照片，走哪兒都能看到。在威尼斯拍攝時想找個高角度，我穿得破破爛爛．背著三腳架就往飯店里頭闖。人家看衣著就把我截住了．問我干什么．我說拍照片，不行，不讓我拍。我一看他那兒有電腦，就走過去上網，打出我的名字給他看。他看了十分吃驚，連說不錯不錯．你都走了77個國家．到我這來了．行。拍吧。還親自帶我上樓。有一次我投宿旅館．兩個小姑娘值班說沒房了，我就在服務臺的電腦上打出我的名字。她們一看。馬上給我聯系了房間。現在我走哪兒都方便了。有些本來不讓拍的東西也讓我拍了，有些不讓進的地方也讓我進了。
蔡煥松：最近你又去了南非，也拍了不少好作品，能不能介紹一下南非的拍攝情況?
周劍生：最近剛從南非回來．走了一圈。南非一共八個世界文化遺產。我拍了七個。南非挺有意思。12年前我曾經去過一次，跟我愛人—塊兒去旅游．當時南非一個世界遺產都沒有，就這幾年八個全出來了。這幅圖片是關過大總統的監獄；這幅是南非的原始人頭蓋骨，比北京猿人還要早．北京猿人是50萬年前，他們是300萬年前。是人和猴子之間，叫做類人猿那個時候的；這幅是世界最大的隕石．它砸下來的時候大概是20億年前的事了。在地上砸了一個大坑．這個坑方圓達380公里．好大一片，這幅是南非的濕地公園，里面有河馬、鱷魚、鳥類；這幅是開普敦的一個植物園．我是夜里11點鐘開車過去的；這個小村子和原始森林一樣．樹是蒼天的樹，有的樹倒在地上，這里的人也不去抬．保持原始味道。整個小村子像個烏托邦似的．夜里牛、馬就在村子里走來走去……
蔡煥松：你平時很注重搜集資料，在拍世界文化遺產的同時也錄像，你的錄像還上了電視臺的專題節目，你如何處理拍照片和錄像的關系?
周劍生：攝錄資料我帶一個小錄像機，走到哪兒懶得記筆記，我就東攝西攝，搜集資料，都錄在這里。我1994年買的錄像機．走了整整日年。我拍了96本錄像帶。拿到國內來．旅游衛視搞了一個行者的欄目，就從我這兒開始的。我的帶子整整剪了70集．天天放，到最后放了兩個多月，每天晚上15分鐘。一次我在地鐵里，有個人追上來對我說．你不是昨天晚上的那位行者嗎。節目的影響挺大。當時叫“周劍生眼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