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得意時，去國他鄉；潦倒困頓時，遁入空門；如今，回歸故土，安做畫僧。這是北京畫家史國良的人生歷程。如今，講述佛門內外心之旅程的傳記《回望紅塵》，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周，他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本報專訪。其間，史國良講起一個故事：隔壁山有桃花開，一人覺得真美；再看自己家所在的山頭，處處荊棘，覺得自己這個山很差；直到一日坐船過，回望看自己的山，“始覺家在花叢中”。

■少時圓夢　青春得意

史國良，1956年出生于北京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孩提時候的他，是一個自卑的孩子。“語文、畫畫很好，但數學不及別人。”他的雙親大字不識，卻對他畫畫的天分非常尊重，讓他從畫畫中找到了滿足。

1972年初中畢業，史國良為前途苦惱時，北京第三師范學校招收美術班，他被學校保送。1975年畢業后被分配至海淀區少年宮，此后拿著自己的畫拜師于名家黃胄，黃胄覺得“畫得不錯”，師生結緣。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招考碩士專業研究生，他報考了中央美院，并被錄取。22歲的他，是那一屆年齡最小的研究生。

美院期間，他一路幸運：師從李可染、葉淺予等人，并在黃胄身體欠佳時代為繪制過《小兵張嘎》封面，后在葉淺予推薦下為舒乙繪制過《鼓書藝人》封面；系黨總支書記劉慶貴，相中一表人才、年齡合適、沒有家室的他，為美麗女兒的終身伴侶。

1980年從美院畢業后，執教于解放軍藝術學院美術系。1989年作品《刻經》榮獲第26屆蒙特卡羅國際現代藝術大獎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獎，成為首獲此國際美術大獎的中國畫家，并因此受國家文化部嘉獎。

■移居海外

結緣佛門

1989年，此前一貫的“幸運兒”史國良，在春風得意中移居北美，在一個狹小的地下室里，承受著和故國親人的別離，開始了沒有人知曉、甚至沒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移民生涯。“在國外很無奈，生存的環境變了，沒有朋友，沒有錢，一切都變了。我太習慣體制里面的東西，突然面對市場化，像重新進入一個社會。生存都成問題，根本談不上創作。當時是非常艱難的。”

當時的史國良，“自己跟自己的苦——放不下身段”，但同時“沒人知道你是誰”。“要去適應，要找落腳點，需要幾年的時間，需要一個徹底的轉變。當時的一切，都是我在國內未曾想見的，人完全在痛苦中，陷入深深的鄉愁。現在回望，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生命體驗，但在它是‘進行時’的時候，不是每個人都能過來。生活有意義嗎？我經常問自己。這么活著有意思嗎？”

“在國內，煩過，老覺得別人的月亮比自己的圓。出國后回看中國，才覺得街巷里老太的嘮叨，都很美好。”但是，回國在當時自然不是史國良的選擇。“那時候不能說混得很好。總聽說誰誰混入西方主流，但我沒有。沒有震驚紐約、沒有作品被哪個博物館收藏，人不知往何處去。”苦惱中，他遇見了星云大師。星云大師一句“這史先生，從哪兒看都像和尚”，讓他覺得“緣分到了”，并于1995年在美國西來寺披剃出家。

對佛教的親近，于史國良并非始于出家之后。“年輕時，我畫西藏畫到癡迷，甚至想過娶西藏媳婦。”使他名聲大振的《刻經》，就是佛教題材。史國良說，許多藝術家都以“居士”身份行世，“只不過我比他們更勇敢一點，又往前走了一步”。

■回望紅塵　立志畫僧

遁入空門后，史國良曾想“不再畫畫，安心做一個和尚”。但他很快意識到，最初對空門的想望，其實只是“審美的結果”。“木魚聲聲，燃一炷香，打坐，或者風起時禪衣飄飄。”當這一切都屬于了史國良，他“覺得太寂寞”。“打坐的規矩，我就會覺得不適應，會難受。”

史國良一度“都是矛盾的”。放不下畫畫，也“放不下親情、愛情”。他出家之時，本是想“打破俗世環境的規矩”，不想佛門內有“更多的規矩”，比“在塵世間的規矩更緊”。“在俗世，起碼許多人性的東西可以釋放”。

他把彼時的自己，比作一個從地球到月球的人。“沒去時，月球，關于桂樹、玉兔；去了后，發現月球上什么都沒有，再看地球，很美。”他說“月亮墜入地球，就不再鬧了。不再嫌棄，變成了一種自覺”。“從月亮看地球，心安了，不著急了，心變大了，身段也放下了。”

嗅著佛香，再返塵世，史國良已找到承擔一切的力量。“在我沒有成為我自己的時候，煩惱，我不能駕馭它。現在不了。煩惱，其實是自我的不適應，和其他發生碰撞。原來，我找的是自己的心——當拿起的時候拿起，當放下的時候放下。好好生活，帶著神跡。”在佛門外，他看到了更多人性的美。“有情、多情之人，把心眼打開，處處都是畫。”他的畫筆下，有過一個嘬手指頭的小喇嘛。“一女信眾在給孩子喂奶，他在一旁嘬手指頭，可見他對母親懷抱的留戀。”

對于“空”，史國良有自己的感悟。他講到“黑白相抱”的太極圖，“許多人都忽視了，白的，一般都有黑色邊兒，或者加一個灰的背景，把白的襯出來。而灰色，最難畫。”

現在史國良常居北京。家中客廳兩面墻相對，一面懸掛著兩幅他的畫作，對面懸掛著白紙兩張。“這是我面壁時用的。白紙一張，讓人有很多遐想，給自己一個余地。”

■畫僧與兒子

兒子去佛陀出生的地方旅行，在菩提樹上摘了兩片葉子，帶給史國良。——這位為人父的畫僧，如獲至寶，“他原諒我了”。其中一片上，史國良畫了幅觀音在菩提樹下打坐圖，“把孩子的心變成藝術品”，另一片什么也沒畫，“人生要多一點留白”。

兒子在國內度過孩提時光，后被接去與之團聚，陪著他度過了美國生活最艱難的日子。一切剛剛好轉，爸爸缺位了。史國良剃度出家的次日，父子團聚，“他叫我爸爸，我叫他叫師傅，曾讓他覺得很受傷”。有一天，離婚后的妻子對史國良說：“青春期，他有很多問題要問父親，我希望你能多幫助他。”接受記者采訪時，史國良說：“我給他的愛太少，出家之前也忙于事業，不太懂做父親。現在，佛門不愿別人叫爸爸，他叫爸爸我做不到不答應。”

史國良把兒子引向了繪畫之路。“對父親，他是感謝的。撇開他是我兒子，他也是我見到學生中最用功、最靈氣的學生。他的素描非常好，比我好。”今年，他會參加26歲兒子在美國的畢業典禮。

“佛法就是活法，活法就是佛法。我選擇的樣式，是做事。我更關注的是今生今世。”



文章來源: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