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國良：我和佛門是一種機緣

　　Interview 采訪/ 本刊記者 鄭鳴

　　關于出家

　　《機遇》雜志：你為什么會選擇出家這條路？

　　史國良：我就是自己想出家，是在一種完全自在的狀態下，我不是遁入空門，遁是逃避，我沒有逃避，我是投入空門。




　　《機遇》雜志：會不會是你太喜歡美術了，被某種藝術的東西所感動，比如你覺得袈裟的顏色真好……使你向往？

　　史國良：不完全是這樣，袈裟顏色對我的誘惑太次要，佛門的整個形式、意境和文化等等一切一切都誘惑我。唯獨我沒有想到的是誘惑以后還會有規矩，要被管起來，要克服人性的很多欲望，這是我沒有體會過的。

　　《機遇》雜志：是否可以說是一次很浪漫的投入。

　　史國良：對，是一種浪漫的、沖動的，或者說是一種激情，完全是感性的東西。

　　《機遇》雜志：在這樣完全自在的狀態下，受到藝術浪漫的感召而投身佛門？

　　史國良：有浪漫的感召和沖動，但不能說是為了藝術入佛門，我就是喜歡，被佛門里很多形式的東西、文化的東西、精神的東西所感動，我進去以后想用這些東西解說佛教的很多道理，換了一個法門，我在里面重新發現了我自己。

　　《機遇》雜志：這種“發現”與你第一次獲國際大獎的作品《刻經》取自佛教題材有什么關系嗎？

　　史國良：那只是一個基礎，是我接近佛教信仰佛教的一個開始，那個時候還沒有現在這么勇敢，還沒有燒到沸點，當時就是喜歡，慢慢接近。

　　《機遇》雜志：當你進入佛門以后有沒有這樣的體會：門外有的事，門內也有，門外沒有的事，門內也有？

　　史國良：你說的很對，確實有很多是我沒想到的，在沒進入佛門之前，你可以做很多正常人的事情，人應有的欲望你都可以施展或者說發泄，但在宗教中，這都受到了約束，當然，最根本的是對心靈的約束。

　　《機遇》雜志：作為一個搞藝術的人，特別是搞美術的，一般說來對美的事物非常敏感，當你進入佛門以前，美對于你來說是可觸摸的，可感知的，進入佛門以后，這些會受到影響嗎？

　　史國良： 不會受影響，比如欣賞一個美人，你依然可以覺得她很漂亮，你可以欣賞她，看她，但這只是欣賞，不能占有。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她美在哪。美就是美，你要勇敢地面對美，關鍵是你要懂得美，懂得欣賞。佛門除了“真”和“善”，在美這方面展現得還是不夠的。如果說以前我作為畫家是很有情的，那么我現在是很多情的，因為我的情感不能直接釋放。所有的觸覺都在感知，越是感知就越要約束，放出去要收回來。

　　《機遇》雜志：飲食上也是自己控制的嗎？

　　史國良：當然，做就要做得規規矩矩的。

　　《機遇》雜志：如果有女孩子誘惑你呢？

　　史國良：我會婉言謝絕。因為宗教有這樣的心靈約束，不能出軌。法是約束人的肉身的，宗教是約束人的心靈的，兩者配合起來人才會活得比較自在，比較輕松。

　　《機遇》雜志：你作為一個藝術家投入佛門，和那些在寺廟里修行的和尚有什么區別？

　　史國良：如果真的讓我到廟里去，我可能就不是我了，弘揚佛法有很多方式。有一段時間我也很痛苦，一直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真正的和尚，覺得就應該到廟里去，讓香火熏一熏才是出家人。后來我發現沒必要，佛在心中，其實到處都有佛，體會到這一步，心里也就真正自在了。

　　《機遇》雜志：前一段對陳曉旭出家的問題也有很多說法。

　　史國良：像李娜、陳曉旭和我這樣的文化人、藝術家等等，出家的時候會引起很多人的評說，大部分人是用一種世俗的觀念來看待這個問題，認為你一定是有什么事了，一定是為了逃避什么，先從最壞處想，從最俗、最煙火氣的地方來看待你的出家行為，唯獨想不到你是有一種信仰，其實這件事很簡單，一旦人找到一種信仰的時候，他會不顧一切。但大部分人沒有這種體驗，所以只有少數人才會知道，這些人早就該出家，完全可以理解。

　　《機遇》雜志：你最初是被宗教的形式所吸引嗎？

　　史國良：對，所有的藝術家都會被這種形式所征服，因為對于藝術家來說，他所從事的這一行其實已經是一門宗教了，當達到癡迷忘我、不顧一切這種境界的時候，它已經是一門宗教信仰了。與宗教最相近的就是藝術，而且它們都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豐子愷說人有三種境界：一是正常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宗教生活。宗教生活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為社會，當你找到這種境界又回到人群的時候，就是一種大境界。

　　《機遇》雜志：所以說你這樣的出家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藝術活動。

　　史國良：也可以這樣說，對我來說宗教和藝術是混在一起的，藝術就是宗教，宗教即藝術，這才是我的狀態。我覺得好的藝術家如果沒有宗教的情操，它是搞不好藝術的，一個好的宗教家、一個高僧，如果沒有好的藝術修養，沒有藝術家這樣的心態，他也是做不好的，達不到境界的。

　　《機遇》雜志：你出家的時候父母是什么態度？

　　史國良：當時派出所的人找我母親談話，她被嚇住了，她對我講：“跟媽說實話，是不是當特務去了？可不能把咱們國家的秘密告訴人家啊！”呵呵，多樸實。

　　《機遇》你怎樣面對你妻子和孩子？

　　史國良：當時我已經不顧一切了，因為喜歡所以想要出家，我覺得很對不起我太太和孩子，孩子小的時候不能理解，怕我，也恨過我，但他現在長大了，也開始繪畫，我想他已經理解我了。

　　《機遇》雜志：街坊鄰居怎么說？

　　史國良：他們看我穿這身衣服，以為我去拍電視劇了。呵呵。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我可以以這樣的形式干些事。通常人們傳播宗教的形式比較單一，現在我可以用繪畫這種形式，用美這種形式，告訴人們一種理念，這種理念如果只是簡單的善，簡單的美是不夠的，要有一種感悟。人性是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膚色的東西，是大家都能讀懂的東西，都能感受到的美好善良和溫暖，這是一種理想，一種真正的自由。

　　關于宗教與繪畫

　　《機遇》雜志：在西方，最高的藝術形式往往就是宣傳宗教的，像拉斐爾的畫，中國的敦煌壁畫也是這樣。

　　史國良：為什么叫人文主義呢，為什么說文藝復興時期的三杰像拉斐爾等等的作品比中世紀的宗教畫要好呢？他是把圣母當成人來看，一個母親和一個孩子，把神的光環減弱了，更人性化了，西方在處理神人關系的時候提升了一個境界，把這個權利，這個自由還給了人，把人從中世紀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我在墨西哥看過一個博物館，叫人類酷刑博物館，中世紀各種各樣的刑罰，刑具把人強制禁錮在宗教中，文藝復興就是把人從這種禁錮中解放出來，心靈就打開了。這是當時藝術家們一個大的功德，這個功德不但影響到了藝術家自己，影響當時的社會，也影響了歷史的進程，影響全球的人。這種人文主義的空氣太沁人心扉了。歷史對我們性格會有某種影響，像“恨人有，笑人無……”在我們很多人心中都有，歷史影響著我們，也扭曲著我們。最近去墨西哥參加一個名為“感知中國，同一世界”的畫展，感觸特別多，和當地藝術家交流的時候，我們知道很多他們的藝術家和他們的文化，有時比他們自己知道得還多，但當我們下意識地問他們是否知道我們的藝術家時，在場的那么多人都不知道，沒有一個人熟悉，他們知道長城，李小龍，天安門廣場，但不知道中國的文化。我們在文化上引進太多，輸出太少，引進了別的民族的文化，而輸出的往往是具有政治色彩的民族主義，這是有問題的，不會被別的民族接受的。我們輸出的應該是一種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而不是民族主義。當然很多事我們是無法改變的，我們只能改變我們自己，我自己去努力，在我自己的范圍內做到一個極致，其他只能隨緣了。

　　《機遇》雜志：你的畫在市場上拍賣的最高價格是多少錢？

　　史國良：那都是市場給的，不值一提。這些價格跟我沒有什么直接關系。我只有需要錢的時候才會做拍賣這種事情，僅此而已。錢太多也沒有用，我也用不上。

　　《機遇》雜志：你在出家以后，繪畫上的色彩有什么樣的變化？

　　史國良：色彩只是一種工具，一種形式，形式是為主題服務的，主題需要這個色彩它就是這個色彩。通常我們在繪畫中運用的色彩更多是為社會服務了，為了畫中的“我”所需要的不同時期的不同主題色彩很少，我現在找到我自己了，我就會運用我自己的色彩。

　　《機遇》雜志：有沒有計劃進行大型宗教題材繪畫的創作？

　　史國良： 我一直在計劃。藏族同胞為找到一種信仰常常會完成一個人類的壯舉，比如像磕長頭，可以一直磕幾年。他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心中有一盞燈。有一種意志，這是一種精神。我想把這個過程畫下來，包括在大昭寺的所有儀式，添燈油，上香，都很人性化的，是人和宗教的和諧，是人找到宗教后的安詳、自在、滿足。

　　《機遇》雜志：你是怎樣看待機遇的？你出家是不是也是一個機遇？

　　史國良：機遇屬于每一個人，但你要有能力抓住這個機遇，需要有預見機遇來臨時的那種智慧。我和佛門是一種機緣。前世有愿，今生有緣，乘愿而來，隨緣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