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荔：通過您的策展理念，你認為你能為中國當代藝術的注入什么新的藝術理念呢？

巫鴻：理念很難說，因為我覺得理念大家都提出很多，主要是怎么做的問題。其實我的估計還是比較好的，當今社會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商業化的環境。所以幻想把所有的展覽做成學術性，一是不切實際，二是也沒有必要。我肯定大部分展覽是一種消費性、娛樂性、商業性！這是很自然的，真正的學術性、并帶有很強的討論什么問題的展覽應該是很少，即使很少，我們應該努力去做！798上百個展覽，有多少是非常有學理，非常有有策展的過程，非常有互動并能夠探討什么問題！我們應該坐下來平心靜氣的談談。


展覽有很多不同做法，在我的概念里，最簡單三類展覽是：一是個案型的。以藝術家為個體;二是群展式的。帶有一定的觀念，或者一個主題，或者一個潮流，一個主體性；三是大的展覽，如雙年展、三年展等整體性的大展。這三類展覽都不一樣，都有不同的標準。所以我認為從學理來說，怎么才能讓三種做的更好？是個問題！我們國內展覽做的快，快有快的好處，有激情、有干勁。但是它在處理的細致程度上、深入上就相對差點。我希望在這個基礎上做的更好點！在速度上，量上、勁上，這絕對是超世界水平的！比西方強的多。但把某個展覽拿出來看，它做的細致程度，展館的位置，每個作品的做法等等，質量上那就稍差點，因為西方一個展覽花的時間、人力、財力、細致程度要比我們多好幾倍，所以我們考慮，如何要取之之長補之所短？

鄭荔：目前經您策劃的大大小小的展覽已經很多了，您認為可以代表您以上所說的三類展覽，哪一類展覽更能代表您的策展理念？

巫鴻：第一類和藝術家的合作很多,但是我認為做的較完整的，不單是從策展，還是文本、筆錄等等來講，一個是和徐冰做的“煙草計劃”，（當時還出了書，而且都是通過正常渠道出的，使得很多人都到讀到了，也很受啟發。）從展覽本身帶有很強的歷史性、社會性。這是比較完整的一個展覽；另外一個就是，宋冬的“物盡其用”，是關于他母親的留下來的很多東西。這個展覽是不一樣類型，從798開始展出，后來拿到光州雙年展，又到歐洲柏林，最后到美國進行展覽。


從這兩個展覽來說，“煙草計劃”是需要有個特定地點---上海展出。而“物盡其用”這個展覽有一個在中國突發，并連接世界各種人的歷史經驗，因為這個經驗（他母親收藏的東西），不但是中國的也是全人類的經驗，所以在不斷移動的過程中把它的意義發揮出來。雖然是一個藝術家，還是比較滿足的。還有很多，我覺得都可以提 但這種是一個類型。


在第二類群展中，我想還是比較早期的《瞬間：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實驗藝術》，起到當時的意義。這群人拉出來，我又分成三個主題，每個主題都進行了說明。較早的就是提出“城市拆遷”，有一部分叫“廢墟”，圍繞廢墟的一些表現，后來確實是中國藝術比較盛行的現象。還有三個主題，那個作者做一個比較中型展覽，有20多個藝術家參加，比較延續。其實他后來也做了些中型的展覽，比較有代表性。


大型的展覽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作品，比如廣州雙年展，是和馮博一、黃專、王璜生館長一塊做的。開始想法是我提出的，那時剛過千禧年（展覽是2002年），當時希望做一個雙年展活或者三年展。當時世界的模式是國際性的。王館長建議，我們應該先審視自己，做成一個平臺，然后再去做國際的。當時很多人都幫助。最后基本做了一個敘事，特別是圖錄，請了10幾個較有名的批評家、策展人分門別類地寫文章。就是希望整個對那個時間有說法，當然不能說，這個說法就是絕對的說法，但至少是其中一種說法，就是90年代的一個梳理。那種還是有一定作用的，我現在也不是完全很同意，當然還有人不同意，那都無所謂，有這么一個平臺可以再往上提高，所以那個平臺還是比較高一點的，其他的如光州雙年展，那是另外的，沒有這個重要。比較重要的還是中國當代美術為主，其他做過的以世界為主的比較有想法的展覽，但效果還不是很清楚！

鄭荔：正如您剛剛提到的廣州美術館策劃的《“重新解讀：中國實驗藝術十年（1990——2000）” 實際上是對中國90年代的當代藝術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展出，是對90年代的中國當代藝術進行了一次學術上的清理，強調了中國實驗藝術的發展歷程，在當時引起了藝術界不小的反響，不知道您當時是出于什么樣的想法才會提出這樣的主題的呢？

巫鴻：我希望對中國的當代藝術研究有一個堅持的歷史的基礎，當時中國的當代藝術已經在世界上很紅了，在做廣東雙年展時，但是我感覺還是缺乏一個自己的敘事，當然也有書呀什么的，但結合起來，我特別強調這個展覽不是我的展覽，雙年展是個很大的展覽，有很多人參與，一個人做就沒那么大，關鍵是有那么多人參與，所以做出來的結論就是稍微的超過一個人，并具有一定的共識性，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比一個人做的展覽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