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書法史是很難編纂的。因為“書法”的發展不是靠幾個書家的推動與影響，而是社會的需要在推動它的發展。它不像以后各個朝代以書家為中心，以書法風格的流變為線索。現存漢代書跡，多為不知名的書吏、佐吏所作，所以只有從文化的角度入手，只有回到書跡的本來面目，才能真正了解漢代的所謂“書法”。

　　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教授王元軍博士新著《漢代書刻文化研究》一書，正是這樣一本從文化角度闡釋漢代書刻的專著，不僅彌補了漢朝這一斷代書法文化研究的空白，而且也為更加客觀深入地了解漢代書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可算是近年來書法研究領域一項重要成果。

　　該書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立意新穎，視角獨特。《漢代書刻文化研究》書名本身就頗值得玩味。既然是研究漢代書法，為何不取名為《漢代書法藝術研究》，而是著眼于“書刻文化”，其實這正是該書高明獨到之處，其原因在緒論中已有詳盡的論述。所謂的“書法”，指的是書寫漢字的藝術，但翻開現在能夠看到的書法史，其研究對象是“書跡”，而不是“書法”，也就是所有的書跡幾乎都被看作是“書法”作品，包括所謂民間的、士人的、僧道的等等。這實際上是將“書法”作品與書跡混為一談，取消了藝術的標準。另外，如果將二者等同起來，實際上就是以單一的視角看待“書跡”的產生——為了藝術而藝術，這就剝離了當時書跡產生、發展、演變的更深的社會文化原因。該書作者深刻體會到了這一點。他認為，書跡的功能不是單純地表現藝術，也不是為了藝術創作而產生，因此作者的立意，簡單地說，是要研究書跡的特點以及形成這些特點的原因。主要內容涉及書寫的方法、法則、規律、文化約定及書寫藝術等問題。也就是用文化的眼光探究書跡風格形成的歷史真相，也只有將書法置身于社會文化背景中，或者說還原到社會本質面目，才能真正認識到漢代“書法”在當時所處的地位，扮演的角色，發揮的作用，同時也破除了人們對于“書法”的偏見。

　　從文化角度談書法，可謂是作者特別之處。作者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中國書法文化的研究。本書是繼《唐代書法與文化》、《懷素評傳》、《六朝書法與文化》之后，作者的又一部力作，同時也是漢代書刻文化方面的第一部專著。書中除了涉及書法技巧之外，對幾乎所有與文化有關的問題都進行了逐一研究。從多個方面展現了漢代書刻的文化背景及其約定。書法與文化密不可分。正如胡傳海先生在《筆墨氤氳·書法的文化視野》一書中所說“……只不過中國書法的問世，原初并不是為了書法，書法的衍生和發展，僅僅是歪打正著，是一種憑著文字的優勢和文化情境的需求而產生的藝術形態，以后書法的發展只是最初形態的延續和發展，取消了這個源頭，書法就會變成一具空的軀殼，一個無所憑依的藝術幽靈。”

　　其次，該書對于文獻資料的征引極其宏富廣博。舉凡有關正史、雜史、類書、文集、僧道典籍等有關資料均在其網羅之內，而對于考古資料的重視和運用尤為突出。不論古今出土之金石碑刻、簡牘文書，或地上之寺窟碑版、壁畫契刻等，莫不在其視野之內。另外，作者運用文獻之技能十分嫻熟，似信手拈來。如在《尺牘賞評弆藏的興起》一章中，作者談到漢代出現了一種十分頻繁而又重要的文化現象，即對尺牘書跡所表現出來的濃厚興趣。為了說明這一問題，作者不僅引用《漢書》、《后漢書》、《顏氏家訓》、《書斷》等文獻中記載的相關資料加以證之，又配合《居延新簡》中《致丘君書》這一殘簡輔證之，這正是前面所提到的“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配合的“二重證據法”，論據充分確鑿，其結論穩實可靠。

　　再者，作者通過運用翔實的證據和辯證的分析，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和觀點，結論亦頗為公允。當前的一些書法史，讓我們知道了書法“是什么”的問題，而作者此書，不僅讓我們知道“是什么”，同時也讓我們了解了“為什么”，也就是說為我們深入剖析了歷史事件之根源。這里僅舉三例。其一，字體共存與演進問題。對于這一點，一些學者從人的自然本性著眼，認為大篆嬗變為小篆的原因不是技法走向成熟，而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衰退。也有人認為字體的演進是遵循著一條“自身潛在的規律”，即“藝術的自覺性”。然而他們卻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字體的規范，由多樣化走向單一化，其原因無法與社會文化相分割，沒有社會文化的作用，這一切將無從談起。字體自身的發展規律大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漸走向完善，并逐漸簡化，且趨于社會文化的需要。其二，關于刻石作者的問題。漢代名碑往往被歸于蔡邕所書，如著名的《熹平石經》。而從出土石經殘片來看，蔡邕并非唯一書者，而是由多人所書。將書者歸為蔡邕，大概有兩種原因：一是考慮其政治影響，蔡邕作為朝中大員，如親自書丹碑文，會起到“定教化，正風氣”之作用；二是盲目攀附名人，不了解當時社會情況。其實當時許多碑石雖書寫精到，有較高水平，但書者也未能留下自己的名字，這也正說明當時書者沒有什么地位。其三，關于張芝草書的問題。作為漢代的一位草書大家，張芝所擅長的到底是章草還是今草，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作者通過征引相關文獻，并與漢代簡牘風格相比較，認為張芝所書字體為章草，而非今草。可謂論據充分，推斷合理，誠然可信。

　　另外，善于從細節處捕捉漢代書刻文化的本質，也是該書的一大特色。如漢代不少的碑石及名謁木牘的書寫者，并非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達官顯貴，或是社會上頗有名望之士，而是處于社會下層的、身份低微的“吏”。這一階層對于漢代書刻文化的發展演進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這一點卻往往被我們所忽視。作者在書中運用了大量篇幅對其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討。還有漢末河西地區所興起的“草書熱”。為什么“草書熱”興起在西北而不是中原或其他地區，這就涉及到地域性的問題。該書對于這些方面的研究也同樣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總之，全書始終以漢代“書刻”為切入點，以社會文化為貫穿紅線，旁涉政治、風俗、宗教、階層等多個方面，無論對于宏觀的把握，還是對細節處的捕捉，都做到了條理清晰、史料翔實、論據充分，分析可謂鞭辟入里，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漢代書刻文化的鴻篇巨制。

　　美中不足的是，在對鴻都門學的定位上，證據似嫌缺乏，還需做進一步更確切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