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無錫市南禪寺基建工地的數處古井中發現文物，無錫市文管會、無錫市博物館聞訊后前往作了現場調查。經觀察，這些古井均為無井磚之土井，具有明代水井的特征。其中，妙光塔北側百米處一井中出土有：紫砂壺(失蓋)一件，該壺肩平、底平呈鼓形；無把、肩部飾銀錠式四系；器壁較薄，器里留有中腹接胎痕；胎質較粗，內雜粗細不一的黑色顆粒；還可見飛釉淚痕(見圖一、圖二、圖三、圖四)。有陶罐一件，廣口、口沿成流形；深腹、腹稍圓；貼附雙條形把(宜興羊角山古窯址曾出土此種雙條形把標本)；器壁較薄，顯均勻，底面可見大片煙垢焦痕。有明正德年間景德鎮民窯青花茶盞一對，器形作壓手杯式，飾折枝三果雜寶紋。有汲水陶瓶二件，其中一件肩部壓印佛教“卍”字符號。這種口小、底足小，瓶身卵圓形的陶器，民間俗稱“韓瓶”，在宋、元、明時期的河道、古井中常有出土。其他還有數片零星碎瓷，年代均在明早、中期，這里不再具體介紹
1994年，中國古陶瓷研究會年會在南京召開，筆者為此撰寫的《紫砂茗壺起源》(載《中國古陶瓷研究會‘94年會論文集》——《東南文化》1994年增刊1號)一文，曾將南禪寺古井這件紫砂壺與南京嘉靖年間吳經墓出土的提梁壺一起作為早期紫砂的實例進行了分析，指出它們在工藝上均有胎質較粗、近似缸眙；中腹留有接胎痕；無匣缽裝燒、沾有飛釉淚斑等原始特征。從而為筆者所認同的紫砂起始于明代中期說提供了出土資料依據。

　　1998年，上海博物館在舉辦“紫泥清韻——陳鳴遠陶藝研究”展覽的同時，調集了來自全國各地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出土紫砂標本，包括了當時已知的所有時大彬款茗壺，召開了一個小型現場學術交流會。這件鼓形壺與同井的罐、盞等茶具也受邀參與了這次會議，被提供給與會者觀摩。

　　同年，原南京博物院副院長、著名文博專家、古陶瓷學家宋伯胤先生的紫砂論文集——《紫砂苑學步》在臺灣出版，集中《南禪寺古井的遺壺》一文，即是宋老兩次來錫博調研此壺后的成果。

　　2002年，筆者同事朱建新先生所撰寫，代表他個人觀點的《無錫南禪寺出土的明代紫砂器》一文在《文物》雜志發表。
這些情況表明，自1991年出土以來，此壺已經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對它的研究也正在逐步開展。
但是，現在看來，筆者已往對于此器的認識還很不夠，還有必要再從文化背景方面對此器作些分析和探討，目的是為了充分認識此器的重要性。下面，我們先從明代的茗飲習俗說起。

　　我國源遠流長的茶文化傳統，在大明王朝建立以后，出現了嶄新的氣象。上流社會的茗飲風尚，由于皇帝朱元璋的提倡，上呼下應，上行下效，遂不再以團餅茶為貴，開始偏重芽茶。 (芽茶又有散茶、條茶、葉茶、草茶等稱呼，其與團餅茶的區別、主要是加工方式的不同)如明人沈德符的《野獲編》載： “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茶品為上，時擾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采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物，搗為細餅，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開千古茗飲之宗。”又文震亨《長物志》云： “(唐宋)其時法用熟碾，為丸為挺，故所稱有龍鳳團、密云龍……當時以為不更法。而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試之法，亦與前人異，然簡便異常，天趣悉備，可謂盡茶之真味矣”。類似言論甚多，這里不一一具引。

　　仔細考慮，我們會發現，這一世風的轉變、其影響是深遠的。首先，擯棄團餅茶、崇尚芽茶，流行更為簡便的“一瀹便啜”，實際上已開啟了明清茶俗簡約雅潔、返璞歸真之風，顯然這是更切合茶文化注重情操意趣陶冶的宗旨的。所以，上述言論中的“簡便異常、天趣悉備”、 “盡茶之真味”、 “開千古茗飲之宗”等等說法，自有其一定道理，并非全為腴詞。

　　其次，所謂的“一瀹便啜”，便是以沸水沖泡茶葉并立即注入茶碗品味飲用。這與唐以來煎茶煮茶，甚至在煎煮時加以鹽、姜調味的做法確實不同。所以，清初劉獻廷的《廣陽雜記》評說：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著火即色黃而味澀，不中飲矣。乃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他這里所說的“用沸湯投之”，也就是指“瀹”茶。
然而，正是由于瀹茶的需要，一種新的茶具——即能夠提供瀹茶功能的“茗壺”也就應運而生，進入了茶文化的高雅殿堂，登上了文人的幾案。通常，文人們在感受品茗時的愉悅時，會對眼前的美好事物加以贊嘆。他們不僅詠茶、詠水，還詠茶器茶具。唐代元稹的《茶》詩： “碾雕白玉、羅織紅紗。銚煎黃蕊色，碗轉麴塵花”數句，詠及的器物有茶碾、篩羅、水銚，茶盞等四種，這是筆者所見茶詩中贊詠茗飲器具最多的一首。但是，遍檢歷代茗飲詩文，在唐、宋、元之時， “茗壺”則從未出現過。甚至在唐陸羽《茶經》 (此文規范茗飲器具24種)，宋蔡襄《茶錄》 (此文點評茗飲必備器具5種)這樣的經典作品中也不見“茗壺”。究其因，當然是因為當時并不存在這種瀹茶之器。而只有在明清人的著作中，我們才看到較多的有關這種茶具的材料。如明代萬歷時著名戲曲家高濂的《遵生八箋》中即有“磁壺注茶、砂銚煮水為上”的記載。

　　有趣的是，高濂同時還仿陸羽《茶經》，列出應用茗具23種，且為它們一一起了雅號，如茶甌稱“啜香”；茶爐稱“苦節君”等等。其中，《茶經》中原有的與團餅茶有關的茶碾、茶羅等已不見；原無的茶壺——雅號“注春”(古人以“春”為茶、酒別名，可參閱明田藝蘅《留青日札》“茶酒名春”條)卻赫然在列。這也反映了茶壺的出現確是明代茗飲風俗發生變異，團餅茶被芽茶取代出局、茗飲流行“一瀹便啜”以后的事。

　　不過，據明末周高起郇日羨茗壺系》一文所說：“茶至明代不復碾屑和香藥制團餅，此已遠過古人。近百年中，壺黜銀錫及閩豫瓷而尚宜興陶，又近人遠過前人處。”我們還可知，明代所使用的茶壺大致有銀壺、錫壺和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鎮生產的瓷壺、宜興生產的紫砂壺等多種。其中，性能優越的紫砂壺是在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才逐漸被人賞識的。所以，上引高濂的材料中，他所主張的最佳茶壺乃是瓷壺、并非紫砂壺。

　　以上，我們對明代茶文化發展中存在的這一重要轉折，以及由此帶來的茶風茶俗中的具體變化作了簡要的分析。

進行這樣的分析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上述分析辨明了南禪寺這件紫砂茗壺的文化背景，其實質也就是為了要更深認識它所體現的與文化背景相一致的重要意義。

　　明嘹這一點，我們認為，它的重要意義或重要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作為茗壺，它是明代茗飲器具的重要物證，其實，將它與一起發現的青花盞、煮水砂罐視為因某種原因一起被遺棄的茗具組合，也未嘗不可。它證明了明代已普遍盛行“一瀹便啜”的飲茶風尚。作為紫砂茗壺，它意味著宜興紫砂陶已經與日用陶分道揚鏢。紫砂陶已經升華為工藝陶，并且與茶文化相結合，演變為既相對獨立于茶文化又相對獨立于陶文化的自成體系的紫砂文化。可見，紫砂文化能夠追溯到的歷史是從明代開始的。這里順便說明一下，由于不理解這一點，現在存在一個明顯的誤區，即有些人將是否是砂胎質地作為區別是否是紫砂陶的唯一標準，這就常常將早期紫砂陶與日用陶相混淆，以至將明代以前出現的日用砂陶也視為紫砂陶。但是，紫砂陶是工藝陶。工藝陶與日用陶的性質是不同的。紫砂陶器與日用砂陶器的精粗差異、雅俗之分是顯而易見的。試就此壺為例，它的胎不是很粗嗎?但它的形體設計端莊而勻稱，肩上四系與角狀壺咀的配置協調得法，氣勢靜穆穩重，即使以現在的目光來審視，也是一件十分出色的作品。另外，它胎體中泛現的黑色顆粒，顯然是為防變形而有意攙雜的。壺體分底、面和中腹上下4片泥片經三次粘接而成，其難度可想而知。我們不能想像如此燒制出來的成品會是一件用來盛放油鹽醬醋的砂罐、砂壺；會是一件汲水、煮水用的砂瓶、砂銚。
再以廣口陶罐為例。這是一件明代中期典型的煮水器物，底面尚保留大片過火痕跡。它也是砂眙。但其造型簡單、工藝粗獷，使用的成形工藝是拉坯法，以適應快速大量生產的需要。2001年宜興梅林木橋村明代一古井(井中伴出嘉靖青花魁星點斗紋碗片一件)，曾一次出土這種煮水(又兼汲水)器6件。所以，它是不能認定為紫砂陶的，而只能歸入日用砂陶類。可見，僅憑胎質認定紫砂是不妥的。我們千萬不要將 “紫砂”二字僅僅理解為“紫色砂粒子”。在明代以前，這當然是對的。但在入明以后，當文人墨客掌中捧著紫砂壺之時，咀中唱著“山家雅供稱第一” (高士奇《宜壺歌答陳其年檢討》)之時， “紫砂”就是“紫砂
陶”；就是“紫砂工藝”；就是“紫砂文化”。有朝一日，它還可能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此，對于早期紫砂的認定，必須從工藝、使用功能、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綜合分析、考慮，才不會將日用砂陶器誤認為紫砂器，或將紫砂器誤認為日用砂陶器。
現在，讓我們回來繼續認識南禪寺這件茗壺的意義。

　　作為一件早期紫砂茗壺，文化背景已決定了它的上限不會早于明初；它本身帶有的一些原始特征，如胎粗、接胎痕、飛釉、無銘款等等，為確定它的下限不會晚于明萬歷時期提供了依據。 (明萬歷時期紫砂工藝已處在成熟階段，可參閱筆者舊文)故參照隨出的有理由認定為成套茗具的正德青花碗的年代，界定其具體時間也在明正德時期是完全可靠的。顯然，它是離供春最近，甚至是與供春同時的茗壺。

　　總之，南禪寺明代古井出土的這件紫砂茗壺，以其精彩、豐富的內涵意義，在紫砂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我們相信，至今尚沒有第二件早期紫砂可以與之相提并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