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銘文藝術比較談

鮑志強


　　在新石器時代，我們祖先就發明了制陶術，用泥土在火上煅燒，便能制出適于生活和生產需要的陶土日用品，這是那個時代的需要，也是那個時代的文明。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制陶技術不斷進步，先民們開始意識到在器物表面進行裝飾，或把自己對美的認識與追求或刻或畫，運用于陶器上。器物的造型與裝飾完美，它既是物質產品的制作，也是作者對美的創作、精神上的追求，二者形影相隨，有機而自然地結合在一起。
　　人們常談論“紫砂文化是什么？”我認為紫砂文化是一種綜合文化，不能獨立從某一個方面去看，我分析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紫砂為“巖中巖”全國乃至世界，這種優質紫砂礦石，只有宜興丁蜀鎮產出，獨樹一幟；二是中國古老制陶業悠久的歷史傳統，給紫砂以各種裝飾造型上的選擇；三是歷代陶藝工匠，反復實踐不斷創造，使紫砂工藝精湛、式樣繁多；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文人參與使紫砂增加許多文化含量；五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人文環境影響；六是博大精深茶文化的影響，使紫砂文化尋求到自己的根基。我們暫且不談別的，就從紫砂銘文與其他陶瓷銘文比較，便能看出其文化含量。
　　統觀中國陶瓷器中的銘文，其功能主要有二：一是表明制作的年代、地點、作者等；二是用其作為裝飾陶瓷的一種手段。中國歷史上的陶瓷品類很多，有彩陶、黑陶、紅釉陶、長沙陶、青瓷、遼瓷、彩繪瓷、磁州窯瓷、唐三彩、紫砂等等。但常以陶瓷銘文作為裝飾陶瓷手段的，主要有三家：一是唐代湖南長沙窯；二是宋元時期磁州窯瓷；三是盛于明清時期宜興紫砂器。
　　唐代長沙窯是中國陶瓷運用銘文作為裝飾陶瓷手段的開始。多見諸壺和盤、碗之上。陶瓷工匠用毛筆寫在壺體之上或盤、碗內底的詩，多為五言或六言民歌，也有一部分諺語、俗語，反映的內容相當豐富。有故人講禮貌的：“客人莫直入，直入主人宴（嗔）”、“扣門三五下，自有出來人”；有反映商賈的：“買人心惆悵，賣人心不安，題詩安瓶上，將與買人看”；有反映歌*的：“自 從 君別后，常守舊時心。洛陽來路遠，還用幾兩金”；有反映游子的：“男兒大丈夫，何用本鄉居，明月家家有，黃金何處無”；有反映征戰的：“一月三戰場，曾無嘗罰為。將軍馬上坐，將士雪中眠”；有祝愿吉祥的：“上有東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可以斗量金”等等。另外民間諺語和俗語的運用也很普遍，如：“羊伸跪乳之義”、“牛懷舔犢之恩”、“仁義禮智信”、“羅網之鳥，悔不高飛”等等。
　　從以上這些陶瓷銘文來看，它們是反映社會低層人們的生活與思想，因為長沙窯陶器的使用對象，正是這些社會的低下層老百姓。長沙窯陶瓷用以上這些銘文作裝飾，正是滿足了當時這些顧客的欣賞情趣與實用需要。 宋元時期的磁州窯陶瓷器繼承了長沙窯在陶瓷器上題寫詩文裝飾的傳統，多見于瓷枕，其次是瓶、罐、盆等物器。宋代的詞、元時的曲，在磁州窯器物上常常可以見到。河北出土的一件陶枕上，題寫《如夢令》一首：“曾醉桃源西宴，花落水晶宮殿，一枕夢初驚，人世光陰如電。飛雁，飛雁，不見當年人間”。表現一種對時光流逝，人生如夢的感嘆，是一種農村中讀書人的情調。故宮藏磁州窯陶枕，面上題寫《行香子》一首：“寒暑催遷，名利縈牽，得祿時平地神仙，忙中光影，醉哀長年，也由人，也由地，也由天。春風似杳，秋水香蓮，小池塘楊柳輕臺。一筇床畔，千卷窗前，有時行，有時生，有時眠。”是讀書人回首往事，安度晚年的自在神態。鼓城鎮出土的瓷枕，枕面上題寫《朝天子》一首：“左難右難，枉把功名干，煙波名利不如閑，到頭來，無憂患。積玉堆金，無邊無岸，限來時，悔后晚，病患過關，誰救得貪心漢。”表現了失意文人的悔恨，求功名不成的自我安慰。
　　從磁州窯陶瓷器上的銘文來看，它們反映的是中下層讀書人的思想情緒，顯然與長沙窯隱器服務的對象（普通老百姓）有明顯的區別。在文化品位上提高了許多。
　　明清時崛起的宜興紫砂窯銘文，與唐代長沙窯、宋元磁州窯一樣，是非官辦的民窯。銘文也常常作為其重要的裝飾手法之一，但與前兩家不同的是紫砂器物上題寫銘文，不是由匠人推動，而是由于一大批文人直接或間接參與而興盛。
　　 與長沙窯與磁州窯的制作工藝不同，紫砂器為無釉陶，素面素心，在紫砂坯胎上鐫刻銘文只需以刀代筆就可，文人參與十分方便。且撰寫銘文，可以記事、寓意、言志、寄情、賦詩、填詞，許多文人墨客都樂于此道。宋代以后的文人詩賦中，贊美紫砂茶具的特別多：如元代蔡司玷《霽園叢話》云：“余于白下獲一紫砂罐，底有‘且吃茶清隱’草書五字，知為孫高士（即元代名隱孫道明）遺物，每以泡茶，古雅絕倫。”明代文震亨《長物志》云：“茶壺以砂壺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清代李漁《雜說》中云：“茗注莫妙于砂、壺之精者莫過于陽羨，是人皆知矣。”文人雅士、高官隱賢品茶，并參與制壺、定壺的同時，也給紫砂茶具注入豐厚的文化內涵。
　　 紫砂陶器渾厚大氣、樸實無華的特性，非常適于文人。早在明代大文人趙宦光、董其昌、潘允端、鄧渼、項元汴、蔣升瀛等人都曾派專人前往宜興定制茗壺。當時制壺泰斗時大彬與大學問家王世貞、陳繼儒的合作更是傳為佳話。明嘉靖年間進士，上海豫園主人潘允端在自己家的“樂壽堂”落成之際，在宜興特別定制茶壺，底刻“會向瑤臺月下逢，樂壽堂制。”明代崇禎翰林院典籍陳煌圖撰寫紫砂壺銘：“月一天涼似水”。清乾隆進士書畫家鄭燮在白泥粗砂壺撰寫銘文：“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饑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兩三寸水起波濤。”清代道光鑒賞家朱堅砂胎包錫壺銘有：“一榻茶煙結翠，半窗花雨流香”。清廣西桂林府通判、詩人汪森撰寫壺銘：“茶山之英，合土之精，飲其德者，心恬神寧。”清嘉慶時安徽溧陽知縣、著名金石書畫家的陳鴻壽撰壺銘：“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庵中吃苦”。“方山子、玉川子，君子之交淡如此”？海上書畫家瞿應紹撰壺銘：“翡翠嬋娟，春風蕩漾，置壺竹中，影落壺上”。“一枝鮮粉艷秋煙”等等。　　從以上紫砂器物上的銘文來看，它明顯區別于長沙窯、磁州窯陶瓷上的銘文，這些銘文使紫砂器物更具文化性，而從銘文題寫的風格來看，長沙窯銘文題寫無章法，磁州窯稍有進步。書法上，長沙窯樸素隨便；磁州窯也不講究。款式上，長沙窯為“瓦貨志行”、“龐家”、“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磁州窯為“張家造”等，是陶瓷商業化的表現。而宜興紫砂器，由于當時文人、書畫家、篆刻家們的參與，銘文布局合理、字法講究、刀法老練，而且風格面貌多樣，各具特色。在前人關于銘文的著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評述這些書法的文字如：“其款字有晉唐風格”、“氣格款字刻工均饒書卷氣味”、“筆法疏宕有致”、“眉字隸書，尤為別致”等等，這些銘文充分顯示出“文人氣”，而非“工匠氣”。
　　清代飲茶之風盛行、紫砂器物也進入皇宮，乾隆皇帝嗜茶如命，還說出“朝不可一日無君，君不可一日無茶”之語，并親自定制宜興紫砂壺，并在壺上堆寫御題詩，如泥繪人物山水題詩壺為乾隆七年定制《雨中烹茶泛臥游書室有作》：“溪煙山雨相空濛，生衣獨作楊柳風。竹爐茗椀泛清瀨，米家書畫將無同。松風瀉處生魚眼，中泛三峽何須辨。清香仙露沁詩脾，座間不覺方咁轉。”又如乾隆十六年在朱泥束頸大底壺上御詩：“才酌中冷第一泉，惠山聊復事烹煎。品題頓置體暫昔、歌詠膻薌赤賴前。開土幽居如虎跑，舍人文筆擬龍眠。裝池更喜商邱葷，法寶僧庵慎棄全。”另有乾隆金彩詩覆斗壺上有鑲金彩篆文“御制花港觀魚，錦棱不籍。天孫擲練，影中堆萬。簇云設與，水仙作春。服天邊風，月傲清華”等等。乾隆皇帝對宜興紫砂的偏愛與倡導，使得當時紫砂界名家輩出、繁榮昌盛，這種風尚還在乾隆后期很長時間流行。這種封建最高統治者的參與寫詩題銘，也是唐代長沙窯與宋元時期磁州窯銘文中所沒有的。
　　紫砂器物出現制作的幾百年間，由眾多藝人工匠辛勤耕耘乃至文人墨客合作設計制作之后，逐漸形成集造型、裝飾、詩詞、文賦、金石、書畫等傳統文化為一體的綜合實用民間美術工藝品，紫砂不但可作為實用性的飲茶品茗的器皿，也可作為讀賞把玩的藝術品，從而達到精神上的享受，還可當作鎮紙、筆筒、筆洗等文房用具，這些均是唐代長沙窯與宋元時期磁州窯所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