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共產黨員、雕塑家錢紹武先生最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一個觀點，引起了記者的興趣。他說，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不能忽略長期以來一直激勵人民、給人民以精神力量的革命歷史題材的雕塑作品。這些作品，是中國先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記者注意到，錢紹武先生在幾十年的雕塑創作生涯中，曾創作了許多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塑造了不少老一輩革命家和仁人志士的形象，受到黨和國家、人民的歡迎。錢紹武先生本人也特別重視這一題材的創作。他認為，這類題材賦予了他創作的靈感與激情。

談到錢紹武先生近年來的代表作品《李大釗》，錢先生很激動。他說，從現在的觀點看，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的精神，在當時，正是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今天，與時俱進的當代共產黨人的精神，與之一脈相承，才能保持其永久的先進性。

19歲知道李大釗的名字，60歲為李大釗塑像

李大釗同志是唐山人，唐山市委市政府為紀念這位民族英雄修建了一座“大釗公園”，彭真同志為公園題字。為了在公園的廣場上塑造李大釗同志的雕像，唐山的同志找到中央美院，當時任雕塑系主任的錢紹武先生接受了這個任務。

為了創作好李大釗同志的紀念像，錢紹武先生用了兩年時間閱讀了李大釗同志的文集和魯迅先生關于李大釗同志的紀念文章，搜集了當時能找到的所有相關圖片資料，并與李大釗同志的大兒子聯絡，多次進行交談，反復研究了有關李大釗同志的收藏物。兩年的準備工作中，錢紹武先生對這位民族英雄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錢紹武先生說，毛主席在建黨初期的許多重要思想，都是李大釗同志最早實踐和執行的。我認為，他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基石。我對李大釗同志是非常敬仰和充滿感情的。

錢紹武先生是從江蘇無錫那座大名鼎鼎的錢家大院走出的富家子弟，在他的前面走出了錢穆、錢基博、錢偉長、錢鐘書……錢紹武1947年參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當年19歲，從那時起他就知道最早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李大釗同志的名字。這位知識分子出身的學生，看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又知道延安有那么一批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斗的共產黨人，他認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愛國主義的思想啟蒙到逐漸加深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作為青年學生中的地下黨員，他下定決心為黨的事業不怕流血和犧牲。1949年建立新中國，這位剛20出頭的進步學生，經過組織考驗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錢紹武先生說，應該說我對李大釗同志從思想上并不陌生，為塑造他又進一步加深了認識。當然，藝術必須有形象上的依托，只有思想沒有形象是無法表現的。我非常注重魯迅先生對李大釗同志形象上的描述，有點像商人，有點像官吏，有點像文人而且是北方人才有的。我一下想到老舍先生《四世同堂》筆下的第二代商人，講道德，有修養，很純樸，又認真。這種北方氣質給我很大啟發。

錢紹武先生說，非常令我驚訝的是，凡我所找到、看到的李大釗同志的照片，全部都是正襟危坐，而且頭發都是寸頭，頭型正方，那種正直、方正完完全全從形體上體現出來，是很少見的內在與外在的統一體。

創作構思中錢紹武先生想到他的好朋友、一位北大教授常常與他談起的他最熱愛的泰山。這位朋友常常描述、比喻說，北方的牌樓有時就幾塊石頭，簡樸大方、威武方正、渾厚實在，它們給人以泰山般的力量感。還說到天安門，天安門是特別中國化的一個建筑，它開闊、大方、拔地而起，是一大杰作。這兩個形象反復在錢紹武先生腦海中出現，他也常常把這兩個形象與他心中的李大釗的“革命基石”形象連在一起，他認為這就是李大釗同志的特色。因此在創作構思上，他為李大釗同志設計了很寬的、天安門城樓底座形式的肩膀：鐵肩擔道義。頭部的設計是從中間如泰山般地拔地而起。面部刻畫開闊簡約，表現出人物的英勇剛毅。

錢紹武先生的這種形式感是從內容出發而找到的，充分表現出李大釗中國革命的偉大基石形象。

李大釗同志的兒子和親屬看到雕像后認為很像。盡管真實的人不可能這樣，盡管很夸張，但這部作品確實藝術地塑造了這位英烈，使李大釗同志無堅不摧的精神、堅如磐石的性格、威武方正的形象長留于人間。這部作品創作完成于1989年，高4米，寬7.5米，用去100多噸花崗石。

被人民接受的優秀雕塑會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象征

從接受為李大釗塑像這個任務開始，錢紹武先生想到的就是，作為一個黨員藝術家，應該為樹立黨的形象做好具體工作。他說，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新中國，就不會有我們的今天，我接受這個創作任務，沒有考慮經濟收入問題。錢紹武先生認為，李大釗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脊梁，歷史是靠這些脊梁推動的，他們不為個人，不為名利，作為一個藝術家應該為這些先烈樹碑立傳。這與創作休閑式作品時的心態完全不同。

在錢紹武先生50多年的藝術生涯中，他的雕塑大都以革命歷史紀念性作品為主。他認為，雕塑家真正的用武之地在此，這種創作是別的任何藝術形式無法比擬、難以達到的。比如建筑，它是抽象的，可以為封建階級服務，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比如畫作，可以掛上，也可以摘掉。只有大型雕塑，豎立起來以后就使它的存在具有時空上相對的穩定性，與環境與人民的生活不可分離，形成一種強迫性宣傳效果，耳濡目染，人們會漸漸接受它。因為雕塑作品是很具體、很確切的形式。被人民接受的優秀雕塑往往會成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象征。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能立得住、能令人民振奮、能供人民瞻仰的雕塑，是很可悲的。

錢紹武先生不愿說他最喜歡自己的哪一部作品。在他心里，每部作品都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錢紹武先生對城市雕塑中黃河源頭豎著的《黃河母親》、廣州的《五羊石像》、深圳的《墾荒牛》、珠海的《珠海漁女》都給予了很高評價。他認為，城市標志性雕塑只要在某些重要方面有些代表性，能夠對人們有感奮的作用、又有藝術性就是成功的。包羅萬象、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城市雕塑的現狀應該說是青黃不接。

談到中國城市雕塑最不理想的作品，錢紹武先生說，他最不理解那種莫名其妙的幾根線幾根木頭幾個圓圈的所謂雕塑，空洞無物，浪費人民錢財。有些地方官員為了表現政績要求做些雕塑美化城市環境，但由于審美水準不高，由于那種所謂雕塑的商品性，也就根本談不上美化，談不上藝術性。這種傾向很讓人擔憂。

記者認為，抽象點、表現的范圍大一點的作品無可厚非，但有些地方生產成批粗制濫造的東西，幾萬元被各地買去，在城市中到處擺放，而這些并非藝術品的偽劣商品，除了造成浪費、被淘汰，不會有任何用處。

記者提出標志性城市雕塑魂魄性的內容怎樣被包容的問題。錢紹武說，城市雕塑起碼要有這個城市的特色，起碼要對城市美化起到作用。當然，作品本身對人民的激勵、號召性又是很難勉強的。有意識地強調城市標志性雕塑，往往是失敗的多。現在人們喜歡的城市雕塑，大都是自然而然為人們所承認的。丹麥的《美人魚》，實際是根據安徒生的童話構思而成，她成為丹麥的象征。比利時的《第一公民》，是一個小男孩在撒尿，如果當城市標志爭求意見，恐怕大都認為代表不了這里的一切，不會通過。但世界各地的人到了那里一定要買一個帶回自己家鄉，否則就像沒到過比利時。

記者從錢先生的談話中領悟到，一個雕塑作品的出現，應有它的根據和內涵，但要人們接受它，確實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

藝術家對人民的情感是創作成敗的重要因素

在談到紀念性、歷史性作品與休閑娛樂性作品對人民的影響和需求時，錢紹武先生也有他的見解：革命英雄主義的作品對一個國家、民族和城市來說是重要的，不可少的，但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非戰爭年代的安寧和穩定，人們不會愿意看到到處是鋼槍鐵炮、打打殺殺的塑像，對休閑性的作品要求會多起來。人們的心態不同了，工作之余能看到一些優美的藝術雕塑也是一種享受。這種文化氛圍會逐漸形成。藝術是根據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產生的，但一些紀念性雕塑的誕生，是作者充滿激情的創作成果，人民也會承認，只是這樣的作品不多。藝術作品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就要看一個藝術家的綜合素質與修養，要看藝術家平時的積累。藝術家對人民的感情是很重要的因素。

藝術作品和藝術家本人的信仰、情感是分不開的。作為一個雕塑藝術家，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錢紹武先生始終的信念是：為人民而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