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報：希望通過展覽呈現怎樣一個徐悲鴻？

　　菲利普：這個展覽其實是在描述一個整體的語境，是徐悲鴻留學法國時的人文藝術環境，包括他所選擇的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跟隨的老師包括達仰等等，所有的這些共同實現了他的學習計劃。特別是徐悲鴻在學院派的影響下，所展現出的現代性。

　　另外有一個事實，盡管徐悲鴻在中國有很崇高的地位，但他現在在歐洲、在法國并沒有特別高的聲望。在中國，很多人想到徐悲鴻可能立刻就想到馬，但是我想通過這次的展覽告訴大家，其實徐悲鴻遠遠不止于“馬”。五年前我就想做這樣一個展覽，真正開始策劃運作也有三年的時間了。當然我也希望把這個展覽帶回法國，把徐悲鴻重新介紹給法國觀眾，展覽的形式在這方面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能建立起藝術家與觀眾之間最親密的聯系。

　　北青報：徐悲鴻在法國受到了怎樣的影響？

　　菲利普：比如說，我們展覽的最后有一個“印度版塊”，徐悲鴻和他的老師貝納爾非常的親近，貝納爾就曾以一個旅行畫家的身份去到印度進行創作，于是在徐悲鴻的畫里也引進了一些印度元素，你看《愚公移山》里面的模特其實都是印度人，是在印度創作的。再比如說，徐悲鴻表達“苦難“的時候用了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種方式，西方受難的身體一向都比較直白，而徐悲鴻經常借用動物、植物來隱喻，傳達出一種力量的對峙。而他在法國的時候，時常跟著達仰去動物園看動物，我想這也是他受到的影響。還有，他的老師弗拉孟是一位歷史畫家，而徐悲鴻正是第一位用寫實主義來演繹中國經典的畫家。所以從這個展覽中，我們就能看到，不論是選材上還是技法上，徐悲鴻在法國的九年受到了很深的影響。

　　北青報：你所說的徐悲鴻的現代性體現在哪里？

　　菲利普：雖然說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是學院派的大本營，但其實在徐悲鴻入學的時候，正是學院很多教授將現代元素引入學院派的時候。所以當時的學院派，并不僅僅只有傳統，也有最新的思潮。貝納爾曾經是學院的院長，但他也受到了印象派的影響，作品中會流露出高更、馬蒂斯的感覺。作為學生的徐悲鴻，自然也受到了老師的影響，你看《田橫五百士》里面，徐悲鴻的很多筆觸是很像貝納爾，很印象派的。所以那時候的學院派并不是我們以為的那么刻板，而徐悲鴻就是在這樣的藝術語境下學習的，這些現代性也都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

　　北青報：徐悲鴻與同期其他的留法藝術家有什么不同？

　　菲利普：在法國的語境之下，徐悲鴻是一個非常中國的畫家。現代的西方，其實已經遠離了寫實主義、自然主義。而徐悲鴻在畫馬的時候，正是用了這樣的處理手法。相比之下，劉海粟、潘玉良的藝術語言，在西方就更容易被接受。在今年保利春拍中，我看到了一幅劉海粟的人體畫，你要說這是當時某位法國畫家的作品都可以，因為他們的藝術語言太接近了。尤其是因為，在西方學術界，占領導地位的一直都是英語國家的一些藝術史學家，比如說蘇立文，他們左右了現在人們對藝術和藝術史的認識。而蘇立文就是反學院派的，他的觀念影響了很多人。所以我們現在比較能夠理解劉海粟他們的現代語言，而這個展覽就是想更多的展現出徐悲鴻現代性的一面，這是人們通常很少注意到的。

　　北青報：你怎么看待徐悲鴻的藝術地位與其政治生涯的關系？

　　菲利普：在我看來正好是一個相反的邏輯，其實是因為徐悲鴻的藝術造詣，而成就了他的政治生涯。徐悲鴻是屬于法國陣營的藝術家，擁有藝術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的傳統。這就是徐悲鴻二十世紀初留學法國的藝術語境，當然直至今天這種傳統依舊存在。但是這種傳統沒有被英語國家所理解、所接受，他們追求的是自由主義的創作，他們屬于藝術市場的陣營。比徐悲鴻稍晚去到法國的畫家龐薰琹是蘇立文的好朋友，他當年就沒有選擇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而是選擇了前衛派的自由主義。而之后他也與徐悲鴻疏遠了，而結交了現代派的畫家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