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祖道，攝影家，1922年生于湖南瀏陽，1945年入西南聯大社會學系就讀，師從潘光旦、費孝通，后畢業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1949年參軍，1952年起任《新觀察》雜志攝影記者。1985年當選為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1987年離休，現居北京。2007年出版影集《江村紀事》。

87歲高齡的張祖道走起路來疾步如飛，談起話來能不停地講上幾個小時，如果不是提前查閱資料，真是很容易忘了他是如此高齡的老人。

張祖道做了60年的攝影師，像他這把年紀出了名的中國攝影人，往往不是專拍領袖的“紅色”攝影師，就是風光攝影師，這樣看，他實在顯得有點“另類”。

張祖道畢業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師從潘光旦、費孝通等中國社會學精英，陪伴潘光旦進行了土家族民族調查，五隨費孝通“重訪江村”。從學生運動到田野調查，注定了他社會學角度的紀實攝影風格。

張祖道年輕的時候，并不知道自己拍的是“紀實攝影”，他簡單平實的攝影風格還被不少人批評，但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攝影風轉了幾圈，他始終沒有隨大流，堅持拍自己的照片。

新時期開始，社會學界和攝影界對張祖道給予重新評價，他的照片，不僅給潘費二人的社會學調查留下了一筆極其寶貴的圖像資料，也在中國攝影史中留下了一串特立獨行的腳印。

學攝影 從西南聯大到清華

1944年12月，我考上了西南聯大的先修班，半年后入了本科。我這一生，什么都是趕末班車，那一年，我正好趕上了西南聯大的最后一學期。

我在聯大的時候就產生了買相機的想法，我覺得社會學系應該拍照，費先生最先在做江村調查時自己拍了幾張照片，并不是很多。對于搞社會學的人來說，相機是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下決心做攝影了。

當時的相機很貴，我不敢向家里要錢，我在昆明時曾讓家里寄過一次錢，家里賣了20多擔谷子，相當于2000斤，寄過來之后，過了一個月，物價又漲了，這些錢只夠買兩碗米線了，我嚇壞了，再也不敢向家里要錢。我沒有錢，但一心想著到北平一定要弄臺相機。

我當時跟化學系一個姓朱的同學學沖印，正值 “一二·一”運動的時候，我看見了很多照片，有現場受傷的，治療的，或者犧牲了的，我們當時把宿舍燈一關當暗房沖膠卷，黑暗的房間里一下子出現個死人的影子，給我的刺激很大。

真正開始碰相機是到了清華，確切說是“一二·一”周年紀念那天，我借了相機，從清華拍到北大，又趕回來拍紀念晚會，那才算是我攝影之路的開始。

潘光旦 鋸過腿的“百科全書”

我們學生和潘光旦、費孝通先生的關系都非常好。大學二年級以后，我就開始上潘光旦、吳澤霖、費孝通先生的專業課程，學習了工業、農村、城市等各種有關社會問題的東西。師生關系很好，同學們在課余就常常到老師家里去聊天。

工作之后，有了工資，我們常常在夏天的禮拜天，先到頤和園游泳，然后買了桃子去魏公村民族學院老師那兒“蹭飯”吃，獲益很多。后來費孝通找過我，讓我回去做社會學，但我說不行了，業務跟不上了，他們說搞攝影也行，攝影也是社會學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一直把攝影搞下去了。

潘先生博學得就像百科全書，費孝通曾說，我有問題不用查書，只要找潘先生就可以了。
潘先生小學畢業就考上了清華學堂，一路念到出國留學。上學期間潘先生因為跳高受傷，右腿給鋸去一截，中間耽誤了一段時間，但他最終赴美留學，得成大家。

潘先生非常隨和，跟什么人都處得來，我有時也在想，大概一些學者到了一定高度，對社會、對人有超過一般人的看法，對什么都很寬容。他一點脾氣都沒有，還經常自嘲，他曾開玩笑說，有時候少一條腿也少一點麻煩。原來，昆明時期，潘先生住在一間宿舍里，二女兒來昆明城里念附中，沒地方住，他看著女兒才11歲個子不太高，就讓她跟自己一人睡一頭，正好睡在他右腿鋸掉處的空當處，他還開玩笑說是綽綽有余，正好合適。這個故事顯示了他可愛的個性，我到現在還很難忘。

1949年以后，中國展開了民族識別的龐大工程，潘先生之前曾在苗族中調查出一個有著不同風俗習慣的分支，就向民委提出了這個問題。1956年，我作為《新觀察》的記者隨潘先生去四川東南和湖北西南十幾個縣，對土家族進行了識別調查，這次調查后，中央就將土家族列為“單一的少數民族”。我全程陪著潘先生拍照，調查獨家在《新觀察》發表。

那兒的路途全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山區，走路時，腳指頭還要勾著鉆進泥里，手還要攀著樹干走，我們整天地穿行在高山低谷里，潘先生腿腳不方便，走路都要拄著拐杖，很不容易。我們一個縣一個縣地調查，尋找縣志、族譜，組織茶話會，采訪60歲以上的老人。

潘先生主要是搞識別，要拍的照片和文章有關，所以，我會拍很多生活用品和場景，比如汲水、喂豬、趕場、筑堤、喊號子、抽悶煙、跳擺手舞等等。我不會刻意去拍人，但會拍廚房里有什么農具，碰到結婚的場面更是要大照了。

調查很艱難，潘先生也做下來了，他去了盡可能多的地方。他的身體其實并不差，清華的教育一直很重視體育鍛煉，每天必須要鍛煉，這也是我現在87歲了，身體還很好的原因之一，費先生也是一直活到了95歲。

但是潘先生后來終于還是沒有熬過“文革”。他因為“破壞民族關系”的罪名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讓他勞動，一個人在菜園里除草，他一條腿沒辦法站住，只能搬一個板凳來坐，但板凳也不讓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就感冒了，他的病越來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來，后來費先生拿了一個大衣，一個薄的被褥給他，但最后沒有藥可以救，他死在了費先生的懷里。

費孝通 社會學調查見證農村變化

我跟費先生做的幾次調查，很幸運正好都是碰上當地劇烈轉變的時候。1954年第一次和費先生去做調查是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草原，那正是當地的游牧民族從農業轉工業，游牧轉定居的轉折時期，在土地質量、疾病傳播上有很多變化。費先生寫了《話說呼倫貝爾草原》的系列文章，在《新觀察》上獨家發表，圖文并茂，讓雜志的銷量增加了不少，主編很高興，認為這樣的形式很好，所以1956年和潘先生那次土家族調查很干脆地答應我去了。

費孝通去了27次江村，我隨著他去了5次，1957年和1982年的兩次都是重要的轉折期，而1957年那次給我震撼最大。

費先生1936年第一次去的江蘇吳江，兩年后他在倫敦交出了《江村經濟》，這本書成了社會學的經典之作，但他之后再也沒機會再訪這個造就他學術地位的小村。

當時，潘光旦等都力勸費先生再回家鄉吳江看看，1957年，費先生終于“重訪江村”，我也有幸目睹了江村剛開始農業合作化的新貌。

在吳江，我們坐的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那種木炭車，然后再坐船來到江村。在江村做調查非常忙，白天一有陽光我就抓緊拍攝，晚上大家都要做材料總結到深夜，工具一個是打算盤，一個是“手搖計算機”，每天晚上，要扒拉算盤珠子，搖轉手柄千百次，手都搖酸了。

江村當時合作化里頭有一些問題已經發生了。本來說可以“三頓大米飯，吃到社會主義”，但是，1956年種的水稻還長勢良好，預期畝產700斤，結果一場臺風后就不行了，產量就降到了559斤，一些家庭感到口糧緊張。

費先生當時跟我說，他不提什么要求，我就拍村子的生產和生活。因此，我還是用社會學的角度來拍江村的變化，比如合作社里還是保留了一些優良的種蠶方法，但是我也看到兒童不上學，背著籮筐到處割草，來喂家里圈養的羊和兔，我也看到河邊上的空船很多，沒有完全被利用起來。

這些副業的問題，費先生是很清楚的，他說1936年的開弦弓依靠農副業雙收入，日子還是過得去的，但是合作化后，農業增長了61%，有人感覺日子沒有21年前好過了，他認為問題在于副業的比例下降了，認為應該恢復副業，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

五訪江村 堅持拍攝紀實風格照片

“文革”后，我又見到了多年未見的費先生，在1982年我們又再訪了一次江村。我拍了很多的橋梁、房子、馬路。1957年的時候只有一個二層樓，1982年時，新建的房子多了100多間，1957年我們都是搖船去的，到了1982年，已經開工要修馬路了，水泥橋也有了，此前的拱形橋也幸好沒去掉。養蠶又有了繅絲車間了。我后來1994年再去江村的時候，那兒已經成立了現代化的繅絲工廠，不過，聽說現在那兒的絲綢業又開始走下坡路了。

1982年的時候，我給大隊的干部們看1957年我給他們拍的開弦弓的全體合影，他們都驚喜地叫了起來，照片上那些坐在前排的八九歲的小孩，現在個個都是大隊、公社的青年骨干。他們驚訝的表情我也給照下來了。

我有幸隨著潘先生、費先生訪問了蒙古族、土家族，先后五訪江村，目睹了蘇南農村的巨變，也補上了我農村、民族的兩堂社會學課，我很感激這兩位老師。

我是一名攝影師，中國攝影的流變我都經歷過，先是都像我這么拍，后來就擺布，要很多加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到處都是風光攝影、沙龍攝影，擺拍成風。

60年了，我的照相一直都沒有變過，我的習慣就是踏踏實實的。我一直都是老老實實地拍紀實風格的照片，把拍攝對象真正介紹給人家，觀眾一看就知道，這是農村。我拍照不是為相機服務，而是為觀眾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