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說，藝術家是最敏感最善良的人，他們的自我審查在內心建立。
　　滿頭的卷發，腳上那雙褐色皮鞋朋克風十足，一頭一足之間，張元讓人過目不忘。17年的時光，曾經叛逆的憤怒青年，如今又開始記錄這一代年輕人的叛逆與邊緣。這是導演張元最新的一個手筆。3月13日，“有種：張元攝影新作展”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開幕。十組十七八歲到三十歲的年輕人中，有搖滾樂隊、藝術家、演員，也有修摩托車的，他們在鏡頭面前毫無保留地講述著自己的生活、愛情、理想。

　　從獨立電影到“地上電影明星”，張元在兩種體制內如魚得水，性格也相當平和。盡管自己在攝影方面是個專家，但也會欣然接受攝影記者提出的一些攝影要求，盡管在內心里他覺得那個背景完全沒有他所建議的好。

　　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張元也一再強調，自己的理想不會變，《有種》就是一個完全沒有商業的藝術項目。

　　韓寒郭敬明不比崔健弱

　　新京報：相比電影來說，這次辦影展對你來說是件小case吧？

　　張元：這事一點都不小。拍出好照片和好電影意義是一樣的。只不過，電影是用流動性的畫面去敘述故事。但拍照片對我來說有很大含義，盡管畫面是靜止的，但也在說很大的含義。每個人背后的故事———每個人的臉上、動作都蘊含了無限的故事。

　　尤倫斯約我去做展覽時，我就沒把它看成是樁簡單的事。它的意義不光是用形式來展示圖片，最重要的是我的作品觸及到社會、觸及到年輕人，觸及到年輕人在這個社會的情感。

　　新京報：此次的《有種》是你17年前所拍的《北京雜種》的延續。怎么會想到17年后做這個？

　　張元：尤倫斯發出邀請后，我想起1993年我曾經做過《北京雜種》。今天時間過得很快，已經17年了。17年之后，我、崔健、劉小東都不再年輕了。今天的年輕人處于什么樣的生活狀態，他們的情感狀態又是如何？我對此充滿了好奇。我覺得我應該再做一次這樣的東西。

　　新京報：現在的時代跟你在《北京雜種》里記錄的青年狀態已經很不一樣了。

　　張元：在訪問中，有很多讓我非常震驚的故事。我一開始對年輕人的想象是，由于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年輕人生活得比較好，或者說比較平穩。但整個采訪，完全出乎我的所料。

　　很多故事非常打動我。打動我的重要原因是，我發現他們生活得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樣，非常艱難。有些人才22歲，卻已經做過十幾種職業；還有一些到現在還是七八個人住在一間房間里；有些人連吃飯都不能滿足；展現在我面前的還有來自破碎家庭的。

　　這一切都讓我感覺到，今天的年輕人更加的豐富，而這種豐富性使得他們的情感選擇和生存狀態的選擇都是非常勇敢的。

　　新京報：17年前，你鏡頭下的崔健是當時的文化英雄，同時那些引領新生活方式的各路英雄好漢們都融在你的影像里。但相比之下，17年后的這個年輕人圖景里，我們看到的這十組人中并沒有什么所謂的文化英雄。因為你覺得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中沒有英雄？

　　張元：他們是普通的人，但普通人當中也蘊含著英雄。其中也有兩個樂隊，那兩個樂隊非常好。

　　就在這些平凡人、邊緣人身上，當你不斷地將這些人的情感立體化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你所呈現的正是這個時代的標志。在我的眼睛里，沒有高低之分，這個社會是平等的，每個人的生活或情感都值得尊重。

　　這些年輕人所謂的80后都非常勇敢。無論是韓寒、郭敬明，還是這次我選擇的年輕人都很勇敢。在韓寒很多博客中，我發現出現了新的文化英雄。在郭敬明那兒，我也看到很豐富的想象力。今天的年輕人不弱于當年的王小波，不弱于當年的崔健、王朔。

　　新京報：攝影展之后，這些年輕人的故事還要拍成影片《有種》吧？現在有日程表了嗎？當年藝術家劉小東他們也參與了《北京雜種》，會考慮這次延續原來的班底嗎？

　　張元：我沒有什么日程表。其實要不是辦展的時間到了，我這個項目還會繼續，拍得正帶勁呢！劉小東他們可能會加入吧。

　　20年見證中國的變化

　　新京報：這么多年你一直關注邊緣人群及社會問題。是什么樣的動力讓你對此持續關注？

　　張元：因為我認為人是平等的。這個社會之所以能越來越寬容，就在于人是平等的。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心，什么是邊緣，什么是主流，在我的心中沒有這種概念。

　　在這些人身上能夠看到一種美，在他們的身上我能看到一種獨特的個性，一些曲折和動人故事，這個是牽動我關注或者寬容，或者同情他們的原因。

　　我拍電影20年，真正見證了中國的變化。在拍《媽媽》的時候，只有16家電影制片廠可以拍電影，那個時候莫名其妙地拍出中國第一部獨立電影。在今天電影局已經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獨立的個人，獨立的公司可以申請單項指標，也就承認了獨立制片的存在；《北京雜種》那時，搖滾樂在某種程度上看有點像洪水猛獸，但今天北京已經有一萬支搖滾樂隊；拍《東宮西宮》時，華人歷史上沒有這樣的電影，而且也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談這個問題的，但今天的同性戀話題，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談了。

　　社會還是向我們的理想中人人平等的角度去發展。社會變得更寬容，而且這個社會變得更能寬容我們所謂的邊緣化的東西。

　　新京報：從地下到地上，拍商業電影，大家都會用妥協來敘說你的轉變，盡管你不斷地強調說不喜歡妥協這個詞？

　　張元：你看我做《有種》有妥協嗎？我不是為了做商品來做它的，我是用我的作品直接觀照社會現實。它是中國年輕人的橫切面。在這個橫切面當中，能看到他們的精神世界，看到他們的理想，他們的痛苦和他們對美的追求。

　　藝術家有藝術家生存的歷史。藝術家很早就是手工藝人。在文藝復興之前藝術家就是為教會、宮廷服務；文藝復興之后，因為資本家的興起藝術家又為資本家服務。任何藝術觀念的改變不僅是藝術家本身的目光，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精神、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導致的。在今天來說，藝術家有什么地位啊，要用妥協這個詞。

　　對整個社會來說，我們提供的只是一個角度。用另外的眼睛、另外的價值觀、另外的評判提供給人類———你還可以這么去看社會！

　　新京報：靠岸，獲得官方許可，并與大眾會晤且狂歡，從獨立電影到“地上電影明星”，大家認為你在兩種體制內如魚得水。對于票房你在乎嗎？

　　張元：我做過很多種電影，很多類型的影片。你要說我不關注這個是不可能的。我有些電影投資很小，但票房很高。類似《過年回家》這類影片投資100多萬，在全世界賣幾十個國家，而且得威尼斯大獎。你說這不是好票房的電影嗎？像《我愛你》投資200多萬，也達到了1000萬票房。我有我的票房追求，有我的商業追求，但是更重要的是，首先一點我是電影作者，我是藝術家，我要尊重我的眼睛、立場和角度。這點我希望我沒變。

　　我的理想沒有改變

　　新京報：盡管去年票房60億，片子也很多。但跟十年前比起來，藝術電影依然沒什么受眾。

　　張元：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其實我們特別需要有特點和獨立個性的電影，因為很明顯看到大家不滿意。當然藝術電影也有它的問題。有一些貌似藝術，實際上，對話的真實程度都有問題，這也是現在觀眾不滿意的方面。這些會隨著時間的變化和大家的不斷需求產生變化。這是創作者和觀眾之間的一種互動。

　　新京報：那你所拍的電影中，自己最喜歡哪一部？

　　張元：大家都會說下一部。

　　新京報：20多年的奮斗名望地位有了，你的藝術理想追求變了嗎？

　　張元：理想怎么可能變！這是我一個堅定的理想，不僅僅是愿望，這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真正構筑，也是永遠堅持去拍攝我自己想拍攝的這些東西的最大動力。藝術是追求自由的。

　　新京報：你希望沒變，但這幾年的現實情況又是如何？

　　張元：希望不要太分裂。

　　新京報：除了《有種》之外，你還有何計劃正在進行的？

　　張元：就是在釜山國際電影節上的新片拍攝計劃，劇本是得了“亞洲電影資助計劃”的。那是張小波寫于10多年前的小說《檢查大員》。我覺得這部小說非常有預見性，也很精彩，準備將其做成國際合作的。 
　吸毒把我變成公眾藝術家

　　新京報：怎么看電影尺度問題？

　　張元：我認為電影真的需要分級。電影力量特別小，作為電影人，其實我們解決不了問題。蘇聯斯大林和列寧的時候，把電影的力量看得太大，認為電影是暴動，電影是革命。那么今天電影能夠提供給我們什么？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次精神的桑拿，就是思索。

　　你也看到了，最近電影市場越來越火熱，票房不斷地向上飆升。但實際上，我覺得美國電影的機制還是比較完整的。除了像《阿凡達》這樣的影片，也有《拆彈部隊》這樣的電影。每一年，都會出現很多很好的影片，這些用一個我們老喜歡用是詞概括，就是“藝術影片”。當然同時也有很多大的商業影片。我覺得它的市場非常完整。

　　中國估計再發展一些年，也要走向這樣的途徑。有很多人會滿足不同欣賞習慣的影片。

　　新京報：怎么在個性與商業之間找到平衡？

　　張元：這是全人類所面臨的困境。其實每個藝術家都有自我審查，這個自我審查是建立在你的理想和道德，你的善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