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dav Kander 1961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維夫，在南非長大，現定居于倫敦。2006年至2008年，他五次來到中國，并將鏡頭對準了象征中華文明的母親河——長江。 Nadav Kander從上海吳淞口出發，沿長江溯源而上，途經南京、武漢、重慶等地，最終到達青海，記錄下了中國發展變化中的景色和三峽庫區的集體遷移，從而促成了他的“長江”項目。

在中國，1.5億人世世代代依水而生的土地正經歷著巨大且快速的變遷。斷裂的橋梁、在被污染的江水邊野餐和游泳的人們、即將沉入江水的老城……每一幅畫面無不在敘述著一個現實與歷史斷裂的故事。大規模的發展使許多地方具有同樣的面孔，無數文人騷客留戀和描繪的三峽風光與“移民”們的精神家園一同沉沒于奔流不息的長江之中。“我們無法重溫我們從哪里來，因為它已不復存在了。”


Q：你是怎么想到要拍攝中國的？為什么會選擇長江作為拍攝的主題？



A：我一向喜歡拍攝有些凝重和不安的地方，它們是人類在地球上留下的痕跡。我對那些看起來美麗且簡單的風景攝影毫無興趣，我關注的是人類如何使用地球，用這個觀點來看中國再合適不過了。可是我不可能把整個中國都拍了，所以我只能選擇一個中國的縮『影像』長江：消失中的風景影，那就是長江。我拍攝長江有兩個理由：首先，長江是對“變化”的一種很好的隱喻，因為河流是一直在變的，而中國又是一個始終在變化的國家。其次，這條河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特殊的地位，就連離他很遠的人也一樣，這和其他國家很不同，比如住在紐約的人也不會對密西西比河有感情。但是你可以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找到任何人，他們都對長江有種特殊的感情。

Q：拍攝長江之前，你來過中國嗎？你對中國有什么樣的感覺？拍攝之后，你怎么看中國？

A：從沒有來過。當然，之前我看過很多關于中國的資料，但是我認為沒有什么會比親身經歷更加能讓你體會到真實。我覺得中國是個不尋常的國家，這些不斷的變化很不尋常，雖然我認為變化得有些過快，看上去是一種違反自然規律的快速步伐，這里的人們還沒有完全適應過來。

Q：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當下的中國，那會是什么？

A：我覺得那應該就是非凡。這里的人們都太堅強了，每天都可以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堅強地生存著，令人難以置信。還有那些到遠方打工的農民工，他們要離開家很長時間。

Q：與你的其他作品相比，“長江”這組片子的風格有些不一樣，能否描述一下你的拍攝方法？ 你是怎么開展拍攝工作的？

A：我會事先做些調查，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去尋找感覺。我一定要對我的拍攝對象有一個明確的觀點，它并非存在于我的腦子里，而是在我的身體里。我一直在探尋肖像的拍攝方法，我會走開，然后站在一旁。當我看到什么時，會先用寶麗萊試拍一張，如果不錯的話我就開始工作。一般來說，我的效率很高，有時候拍一張就到位了。我的工作習慣應該是對那些組成照片的物質的重新認識，這是我五次來中國拍攝的原因。我不想拍《國家地理雜志》那樣的照片，所以我需要在中國停留一段時間，離開，再次思考，找出我對這些照片的感受，接著再回到中國，和當地的人們交談。


Q：照片的景深都很深，鏡頭與拍攝對象間似乎刻意保持了距離，為什么？



A：我在拍攝“長江”這組片子時，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人。我有一種十分遙遠的感覺，甚至比我在意大利或日本時更遠，所以我開始以把人拍得很小的方式來呈現這一感覺。渺小的人是與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的強烈對比，也是對中國人精神生活狀態的一種隱喻。我到后來才發現憑直覺去這么拍是對的。

Q：這一系列作品都有種超現實的味道，介乎于真實和虛幻之間，為什么會這樣？色調上處理過嗎？

A：這些顏色當然是經過一些調整的，我想讓所有照片的顏色看起來像一個整體，所以我把每張照片的顏色都歸在同一色系之中。我對精確度和細節不那么在意，我希望那些照片包含著情感，而人們在看到照片時能夠產生共鳴，他們會說，這些對我來說很有意義并且有意思。

Q：你似乎特別關注環境問題，比如你曾拍攝過俄羅斯的切爾諾貝利，而“長江”則關注三峽工程帶來的巨變，還因此獲得2009年環保攝影獎（Prix Pictet Prize 2009）的提名，是什么促使你如此關注環境問題？

A：我覺得我更關注的是人們怎樣對待我們的地球，以及如何改變它。我主要的拍攝動機是捕捉人們在地球上留下的痕跡，我特別喜歡去一間所有人都離開了的空房子里，看看他們留下了些什么，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Q：“長江”的拍攝過程中最讓你難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A：我曾在火車上碰見過一個特別可愛的男人，他會說一點英語，他對我講：“為什么中國為了建設要去摧毀，我沒法再回到我以前出生的地方了。”這對人們一點都不好，我們正在和這個古老的國家漸漸失去聯系，我覺得非常可悲。在中國時，我的心情很糟糕，因為中國看起來似乎在追隨西方的東西，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模仿和尋找那些在西方實際上并不健康和美好的東西。

Q：除了紀實攝影以外，你在商業攝影方面也一樣游刃有余，你如何平衡兩者間的關系？你經常嘗試不同的類型嗎？

A：我永遠都不會把自己定義為一名紀實攝影師。紀實攝影強調的是你面前的東西，而我在意的是內心深處的自己和感覺。

Q：你說過你最想拍攝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和鮑勃·迪倫，為什么？

A：我想拍很多人，他們只是其中的兩個。但是拍攝政治家會比拍藝術家或音樂家要困難，因為他們似乎不太明白你想表達什么。人們總想看起來漂亮，可是漂亮往往很無趣。

Q：你一般使用什么機器？你進行后期處理嗎？

A：以前我喜歡手動Pentax和Hasselblad相機。現在我用德國的Linhof相機，我經常用Photoshop，它就像我的暗室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