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文聯、河南省委宣傳部、中國書協、河南省文聯主辦的張海書法作品展將于7月1日至5日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作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河南省書協主席的著名書法家張海先生，多年來潛心翰墨，廣泛探索、銳意創新而又保持理性的思考，使自己的書法藝術具有了讓人羨慕的高度、深度和廣度，并引領了河南書法的崛起。展覽前夕，本刊記者采訪了張海先生，就展覽的相關情況、書法藝術的有關問題與他進行了交流。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這次展覽的基本情況。

張海：這次展覽展示的主要是我近六年來的作品?；仡欉^去，有今是而昨非的感覺。從作品數量上說，共50幅，七八十件；從書體講，四體皆有，我自認為都沒有湊合，都不是臨時抱佛腳，每一種書體都下過很大的功夫。展覽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序”，集中展示每種書體的一個四條屏，給觀眾一個整體印象；第二部分為篆書、隸書；第三部分為楷書、行草；第四部分為六個冊頁。展覽最突出的特點是，每一類都有創作心得，實話實說，介紹創作過程和體會，跟觀眾交心，決不作秀。同時還有一些作者手記，從平時發表的文章中選擇精短的段落，目的是增強展覽的學術性，不敢說它們能給觀眾啟發，但至少可以供大家討論。這在其他展覽中應該還沒有過。
記者：您在1984年的中國書協創作評審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關于“書法家代表作”的思考，從藝術高度、風格含量、時空價值三個方面對代表作的內涵進行了界定。您認為您的代表作是否已經產生？這次展覽中哪些具有代表性？

張海：我主張書家應該有代表作。但有一點我很清楚：自認為的代表作與別人認為的代表作之間有很大差距，要在兩者之間找到共同之處有一定難度。我拿出來的作品自己很滿意，但觀眾滿意不滿意，這很難說，我希望通過展覽縮小與觀眾的距離。就我自己來說，有一件寫蘇轍文章的草書八尺整張四條屏我自認為比較好。這件作品的創作跨度很長，最開始寫完比較滿意，但是發現前頭幾個字順序顛倒，就放了下來。過了幾個月之后再看，覺得不錯，決定繼續寫下去。寫完之后，發現整件作品氣勢上比較貫通，字形、布局以及細節方面毛病比較少。另外，小草我下了十幾年功夫，基本沒有停頓。這次展出的幾幅小行草也很有代表性。今年我63歲，它們起碼是我63歲之前的代表作。
記者：這次展覽是對您四種書體藝術水平的全面展示。有評論家認為您不僅四體皆能，而且達到了很高的造詣。您自己作何評價？
張海：這是工作需要形成的局面，我并沒有一開始就給自己定下四種書體齊頭并進的目標。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辦展覽時，一個展覽中只有一種書體會覺得不夠用，并且也顯得單調。我慢慢發現，每一種書體都有自己的特點。后來又認識到，雖然各種書體各有各的規律，但相互之間可以滲透、借鑒，滲透、借鑒的結果，是使每一種書體都顯得比較富于變化。另外一個原因是，我覺得自己還算有駕馭幾種書體的能力。
我想強調兩點。一是各種書體之間不能平均用力，也不能這個書體一下那個書體一下，而是要循序漸進。學音樂的上午練鋼琴，下午拉二胡不行，鋼琴和二胡的指法不同，放在一起全都亂了。學書法也是一個道理，在立足未穩的情況下亂寫一氣，是有害的。二是雖然我能寫四種書體，但不敢說大話，不敢說我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經過努力，我在隸書和行草方面有一些變化。

記者：您自我否定、自我完善是藝術家必備的素質。要做到自我否定，必須有良好的辨識能力、良好的悟性和充分的自信心，同時還要不斷吸收新的東西。只有處理好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的關系，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書法家。您是怎么自我否定的？

張海：自我否定是很必要的。我開始學隸書的時候，各種范本都拿來學習。后來覺得不行，就集中學習《封龍山碑》，1981年“晉冀魯豫書法聯展”中，我的一幅隸書四省日報不約而同刊出。后來仔細琢磨，雖然自己覺得不錯，但如果放在眾多作品中，還是很難顯現出來。因此我就把以前的東西否定了。我想能不能寫漢簡？在寫漢簡的過程中，發現草意比較濃，正好可以發揮自己的行草功夫，因此把隸書、行草、漢簡結合起來，開始嘗試草隸。這有點像農學家培養新品種，要經過雜交、試種、育種，反復試驗才能成功。我寫草隸也是一樣的道理。隸書、行草、漢簡的融合不是機械的，不是每種書體各占三分之一，而是水乳交融。最開始每天都進行試驗，可能一整天能出現一個達到隸書、行草、漢簡結合得比較好的字，于是把這一個字挑出來，再按照這個字的思路進行試驗。幾個月下來，覺得有二十幾個字不錯，就按照這些字來統一自己的思想，反復試驗，到1986年終于取得初步成功，有漢簡的味道但又不同于漢簡，有隸書的味道又不同于隸書，有行草的味道又不同于行草，于是又把《封龍山碑》給否定了。如果繼續寫隸書，只能是進一步深化，很難出現新東西。要創新，就要否定。不斷否定，就形成了現在的面貌!

記者：您曾經用跳高來比喻創新。要打破2.4米的跳高記錄，不必夢想著跳4.8米，只要提高一厘米即可，2.41米就是新記錄?，F在創新是書法界的一個時髦詞匯，不少人也想創記錄，但他們想的不是2.41米，甚至也不是4.8米，而是9.6米，或者更多。這種一厘米精神值得提倡。

張海：我想一厘米精神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一個搞書法的人一生用于書法專業創作的時間有多長？他必須首先繼承傳統，而要把傳統繼承好，又要花多少時間？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能不能夠有不同于別人的地方也是一個問題。一百個人訓練跳高，能有幾個人達到朱建華當年的高度？說不定一個也沒有。一百個人學顏真卿，能有幾個達到他的高度？說不定還是一個也沒有。所以，能夠高出一厘米已經很難，并且要靠艱苦的努力。中國書法源遠流長、傳統深厚，要想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談何容易？十年前的十個書法家也許現在大家還記得，但再過上二三十年，十個人很可能全部被人遺忘了。

記者：說到傳統，碑帖是書法的重要傳統。您在碑上下過很大功夫，對帖也很重視。碑帖之中，您從何者獲益較多？

張海：應該說碑帖各有所長，不必把二者對立起來。碑帖各有各的好處，二者之間不是彼此排斥的關系，也沒有高低之分。只要符合自己的需要，就都寬容地加以接受。這跟人吃東西是同樣的道理。每種食物都有自己的營養，關鍵是你的身體需要補充什么營養成分，需要什么就補什么，如果偏食，就會營養不良。書法也一樣。
記者：聽說您有一次在北京琉璃廠把所有的錢都拿來買了碑帖資料，出來后才發現連坐車的錢都沒有了，只好抱著碑帖資料走回去。這種對書法的熱愛實在是讓人敬佩?，F在的一些書法家似乎少了點這種對書法的熱愛。

張海：那是1974年，我從安陽到北京榮寶齋來學習裝裱。我的目的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想通過學習裝裱來學習書法。當時中午沒有地方休息，累了我就趴在裱畫的案子上小睡一下，更多的時候是趁機把要裝裱的字畫拿來仔細欣賞琢磨。下班的時候我把裝裱過程中剩下的紙頭拿回去晚上練字。這個過程讓我受益匪淺。從北京回去之后，我把自己弄到農村，找了一個閣樓，把自己關在里頭寫字，再悶再熱也不管。現在有些青年人急功近利，希望能夠走捷徑。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出現這種想法可以理解，但對此要有正確的認識。譬如我從鄭州到北京來，可以步行，可以坐車，也可以乘飛機，但過程和收獲不一樣。飛機最快，但對外面的情況什么也不了解；步行最慢，但可以領略一路的風土人情。學習書法以“坐汽車”為佳，既可瀏覽“沿路風光”，又可隨時在“重點城市”停下，該看的看，該記的記，該下功夫的就下功夫，持之以恒，一定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地”。
記者：除了您的展覽，河南今年將舉辦幾大展覽，河南這個書法大省又將成為熱點。這讓我想起“中原書風”，我想這個概念是不斷發展的，不同時期對它的理解肯定不一樣。作為河南書法領軍人，您如何理解“中原書風”在當下的意義？

張海：“中原書風”這個提法，有人贊成，有人否定。從這個概念的提出到它的最終形成，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兩代人甚至三代人的藝術實踐和理論概括。有論者認為“中原書風”的特點是陽剛、正大、偉岸、堂堂正正，篇幅也比較大。但時間長了之后，人們產生了另外一種想法，就是大字多了，篇幅大了，細節就顯得粗糙一些。我想也許存在這樣的問題，二者不能得兼。要避免簡單的“大”、“粗”、“黑”。一個高大的男子，必須有豐富而美好的內心世界，剛柔相濟，才能讓人覺得有魅力。我想說明的是，“中原書風”的特點不是誰規定必須這樣，中原書家可以自由進行選擇。同時它也不是固定的概念，大字之外也還有小字，只是這小字跟南方的不同。

記者：早在1985年，河南就舉辦了國際書法展，收到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作品2萬余件，產生了很廣泛的影響，體現了河南書法的開放意識。開放性是否也是“中原書風”的題中應有之義？

張海：當時河南很多作者都在農村，走不出去。但是“行萬里路”對書法家來說又很重要。怎么辦？書法家“行萬里路”，最重要的就是博覽和交流。因此我們就采取“請進來”的辦法，把國內外的優秀作品和書法家都請來，讓中原書家不走出去也能進行交流。保持開放的心態，不僅對中原書家重要，對其他地方的書家也同樣重要。

記者：當前文藝界正在展開向常香玉學習的活動。您作為常香玉的同鄉，對此一定深有體會。您認為書法界該向常香玉學習什么？

張海：常香玉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對書法界來說，一要學習她關注社會的態度。書法家不能躲進小樓成一統，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時代特征。二是要學習她“戲比天大”的精神，對藝術執著追求。她對藝術的熱愛足以打動所有從藝之人。既然投身書法這一行，就要把書法當作自己的事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功利在所難免，但它只是附屬品，而不應成為終極目標。三是要學習她關注青年，提攜新人。常香玉為豫劇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書法家當然不一定要收徒，但在自己取得一定的成績之后，應該為青年書家的進步多做工作，不能擔心別人超過自己。你的成就得益于書法事業，就應該把自己的所得回報給書法事業。做書法組織工作的人就更應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