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迎華：你是如何開始用錄像進行創作的？



方 璐：錄像是第一個讓我找到我興奮狀態的東西。我當時報讀的第一個學校在美國東岸的巴爾第摩，一個離紐約市3個小時的沿海城市。因為城市很小，所以就經常周末搭“灰狗”或中國人經營的小巴去紐約玩。在紐約我接觸到的當代藝術讓我看到了藝術更寬廣的可能性，接著我也直接轉學到了紐約。



記得第一次到紐約是911時間后的兩個月，我去PS1看展覽，當時有一個錄像展，我忘了展覽的題目和具體的作品，但是展覽的形式特別吸引我：展廳很黑，地上放了很多電視機，電線滿地都是。那時我從這種歷史那么短的媒體上，感到了一種解放。我希望用一種反物質的態度來開始做作品，用自己的身體、非常規的藝術材料，所以很自然地就開始了做行為作品，并用錄像為媒體，也就是行為錄像。雖然當時學的是設計專業，但是我開始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來做錄像作品，任何作業只要允許的話我都會把它做成錄像。我記得甚至色彩理論課的期末作業，我也做了一個錄像。美國藝術學校的老師大都比較放松，只要你能自圓其說，就不太限制你怎么做。
盧迎華：我最早接觸到你的作品是你給我發的一個youtube的聯接，“直出香港”（2006）和“熊貓快遞”（2007），之后又陸續看到了雙頻的“新聞重演”（2008），這幾個作品給我的印象是你的創作是圍繞著新聞題材，或者某個具體的題材展開的，它們都是利用錄像在“重新”講述著某一個事件。你搬到北京之后，我有機會看到你最早在紐約創作的三部錄像作品，“甜蜜的夢”、“無名狀態1”和“無名狀態2”。在這三部作品中，我看到你了創作中一個重要的方面：你作為唯一的表演者出現在鏡頭的前面。在鏡頭面前，你好像和平時判若兩人，你處于完全的控制之中，旁若無人，主動而放縱地演繹著一種狀態，并完全沉浸其中，非常具有感染力。你能否先談談這幾個早期的作品？你是怎樣開始“表演”的？在“表演”的過程中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狀態？你怎樣同時兼扮拍攝者和表演者的角色？你自己怎樣看待“表演者”的身份？這是否是你的作品概念中重要的一個元素？

方 璐：早期開始做錄像作品，起點主要是把自己當作材料來做作品，這體現在“無名狀態”（2001－2002）系列中；又或者是讓作品圍繞非常簡單、看似沒有特殊意義的事情，像在一個房間里吃蛋糕，同時假唱“甜蜜的夢”一首80年代的英文流行曲（甜蜜的夢，2003）。行為－錄像，這兩者的關系在我的作品中很重要，因為我希望這些作品既不是單純的錄像，也不是行為。不能說是單純的錄像，是因為作品設定了一個任務，一件事、一個活動或者一種物理狀態，跟隨拍攝過程展開；不能說是單純的行為，因為它缺少了現場的呈現，一切都是為了攝像機而進行。錄像中我經常會對時間進行竄改，這通常在后期制作上實現，所以錄像的結果并不是記錄性的和現實的。


這些作品的實現過程強調的是“自我”和攝像機之間的關系。我認為攝像機可以為我和其他在我鏡頭前的表演者創造出一種狀態，這種狀態或許不是現實的但是我認為是真實的，因為它是潛伏在人體內的，但是沒有表現出來的。DV攝像機這種器材因為它的簡易靈活性，更容易去創造能容納特殊狀態的私密的空間，而這種空間也是因為攝像機的存在而存在的。這個聽起來似乎很矛盾，為什么有攝像機存在的空間還是私密的空間？這里所指的私密空間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秘密，而是指不為人所見的，不能在常規世界中表達出來的。當我或者表演者意識到攝像機在拍攝時，所呈現出來的精神狀態是不一樣的，你會意識到此時此刻將會再次并重復出現。
對于拍攝者和表演者的角色，我認為在我的作品中兩者的身份是等同的。我的作品的真正的現場存在于拍攝的過程，哪怕在一些我不是表演者的作品中，我希望我充當拍攝者所處的狀態跟表演者所處的狀態是相似的。在有其他表演者的拍攝中，我是一個“被動”的導演，也就是說很多東西是未知的，是在一個框架里自然發生的，這一點對于表演的人來說是也一樣的，他們需要在真正做這件事的過程中才能了解這件事是怎么樣的。

盧迎華：你又是在哪個階段以及怎樣開始創作“直出香港”、“熊貓快遞”和“新聞重演”這一類型的作品的？


方 璐：這幾個作品大概在2005－2007年的時候創作的。當時一直困惑我的一個問題，或者至今也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是我和這個社會的關系的問題，所以這幾個作品比其它作品更希望介入社會的現實。“熊貓快遞”和“新聞重演”，以中國的時事新聞為根據的作品。因為經常在美國，所以許多關于中國的了解都是從網上新聞來更新，而這種了解方式會有必然的誤解同時也存在想像的空間。所以我根據一些網上了解到的事情來編造了表演的劇本，并以這個方式來進行對社會的介入。


盧迎華：現在你自己怎樣看待這幾個作品和這個階段的創作？你與社會的關系呢？


方 璐：我想任何還在思考的人都會經常提問個人在社會中的意義，藝術家更是如此，而這些想法往往會反映在作品的傾向上，社會學型的作品，觀念型的作品，又或是視覺型的作品。我想或許我那部分的作品是一種好奇而引起的介入，并不是一種體驗式的介入，所以作品會做到即止。像“直出香港”和那個時期的幾個作品，是因為我住在舊金山，對美國的亞裔華人文化好奇和渴望理解而產生的作品；而“熊貓快遞”“新聞重演”也是因為離開中國多年之后而產生了這些和中國社會現實相關的作品。這些創作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但是也是屬于那個特殊階段的。


盧迎華：“我的同學”和“密度”這兩個作品之間有一個重要的關聯，都是你邀請他人在你的鏡頭前表演一種狀態直至表演者完全進入他所表演的狀態，從表演轉化為一種無法抑制地自我表現和自我流露：在“我的同學”中，自愿者在完全私密和放松的環境中伴隨著自己最喜愛的音樂起舞；在“密度”中，兩位表演者始終坐在凳子上，抓著凳子向地面不斷地敲擊，狂躁不安，非常生氣，在一段時間之后，表演者變得真地憤怒起來，連自己都控制不了。我很感興趣在你作品中這個轉變的發生，是你在拍攝前所預設的嗎？它是你的初衷嗎？你又是怎樣把握整個錄像的節奏和與表演者互動的？

方 璐：前面提到在有其他人參與的表演中，我的角色是一個被動的導演，是有意識的被動，在設置了一個基本的環境和事情，具體拍攝時的實施過程往往是未知的，并沒有太多的預設或者排練。所以盡管框架是我設置的，但是這些框架是相對開放的因為它牽涉的是一些人的最基本的活動，像坐在凳子上摔凳子或跳舞，而在這個框架里，因為我的“被動”，表演者能夠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把他們潛在的精神狀態帶到這個框架里。這一點對于我來說很重要。那時還做了一些作品，實驗通過設定故事背景，讓表演在這個故事里進行即興的對話。我想我對表演者的要求，和對我自己充當表演者時的要求是一樣的，最好的拍攝情況是拍攝時表演者和我有一種互相同化作用。


盧迎華：你提到Bruce Nauman, Vito Acconci是曾經影響你的藝術家，他們創作中的哪些部分或思考對于你而言是重要的？這些影響發生在你個人發展的哪一個階段？
方 璐：我從一開始是受到了行為和錄像藝術的影響才開始做藝術的。特別是Bruce Nauman 早期的錄像作品對我的影響很深，他的創作方式是“后工作室”式的工作方式，盡管還是在工作室里做作品，但是藝術家把工作室的環境和空間的有限性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轉變，用自己的身體來和這個有限的空間、或空間之外的日常的物體發生物理和心理上的關系，這對藝術家的工作背景，做什么才是藝術提出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他曾經說過藝術家在工作室里做的任何東西都可以稱作為藝術。他六十年代做的一些錄像是藝術家在工作室里，做簡單的重復性的事情，像和身體運動有關的錄像，用夸張的姿勢走路，或把皮膚涂成白色和黑色的過程，等等。


我想我早期的作品或多或少會看見他的一些影子, 但這個工作室的存在漸漸消失，成為一個次要的因素，或者說工作室這個有限空間的概念轉移到了其它環境中，如家居中等。另一方面，Nauman這種身體和空間的關系在我的作品中更是以女性身體為出發點。這一點是有根本的區別。就女性身體這個起點，是有著它自己的局限性的，就如同在一個四面白墻的工作室里創作一樣有許多客觀上的局限，同時我們這個社會給于女性的特殊位置也造就了這個問題為起點的限制，所以今天的許多女性藝術家是否認自己作品和女性主義的關系的。而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夠做的是對這種局限性的轉換，只有通過轉換才能重新使這個女性身體的這個問題變得無限。所謂的轉換是指首先不逃離這個問題，它始終是潛伏在現在的社會體制中，而且對于女藝術家來說也是本質性的；再者這種轉換指的是不通過一種以事論事的控訴的方式，控訴的態度必然是先承認了你所控訴的對象的合理性和你和這個對象的等級上的差別，而這種態度在藝術創作上往往是缺乏生命力的。


盧迎華：我很贊同你對女性藝術家的創作的看法，特別是你所說的通過“轉換”來使這個女性身體的問題變得無限。我認為很多時候我們其實所需要的是一個角度和視角，如何來看待一件事情，而不是具體在做什么或解決什么問題。有很多問題它是無法簡單地用“解決”來解決的。


Vito Acconci是從一個詩人轉變成一位藝術家，他的創作具有很強的觀念性，利用他的身體和表演（他說他在作品中為自己的身體建造一個家園），思考和探討一些藝術本質的問題，包括藝術創作和呈現的語境、觀眾與藝術家和作品的關系等。他用“空間”和“建筑”的字匯描繪創作。他說觀眾的參與讓藝術成為一種空間和建筑。你對他的創作的哪些方面感興趣？他又是怎樣影響了你？
方 璐：Acconci 對我的影響主要是從他作品中那種關于自我的假設和想像，以任務式的行為方式，為攝像機“表演”。他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是同時充當表演者和拍攝者，而這兩者都和攝像機有著一個很密切的關系。


你提到的他把身體作為一種建筑讓觀眾進入這點很有意思，因為他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放棄了行為藝術，而成為了建筑師。他解釋他想做建筑的原因是不希望總是一個人做作品，然后最終有一天會孤單一人死去。而你上面提到的，其實最終做建筑也是一種回歸到自我的途徑，而建筑就是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