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岳老師您當初是怎樣提起“跨界”作為藝術節主題的呢？

岳老師：我覺得跨界在一般人理解來講是這兩年比較時髦的一個說法。他們這個跨界，我認為主要是一個錦上添花的“跨界”，它指的是在汽車或者是時尚、設計界的風格、學科、門類之間的混搭，穿越和跨界。但是我們這個藝術節所說的“跨界”跟它有很大的差別，如果說他們是一個裝飾性的跨界，我們就是一個基礎性的跨界；如果他們是錦上添花的跨界，我們就是一個雪中送炭的跨界。為什么是雪中送炭？我希望這里的“跨界”，主要是要探討今天對當代藝術以及文化創意產業認識上面的一個基礎。
關于這個認識的基礎，體現在我想討論的我們到底存不存在一個體制內外的不同或者說對抗？因為這個觀念一直主宰著我們過去三十年中國當代藝術的整個創作及方法。特別是在考慮到1989年中國現代藝術大展以及之后一部分藝術家和策展人到了海外，一部分在國內的，以圓明園畫家村為代表，屬于不受到政府容忍的這么一個區域的話，我們是非常有理由相信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當代藝術一直受控于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認識。但是我們今天必須要重新來思考這個體制內和體制外，它到底是不是虛擬的，存不存在？

記者：您能舉幾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嗎？

岳老師：我可以舉幾個例子，而且這些思考也都是從實際發生的事中得出的。最大的一個例子就是著名的藝術家徐冰在八十年代末創造了《天書》之后，在九十年代初就到了美國，并在美國住了十幾年。在我們看來，他跟主流的中央美術學院好像完全不是一回事，或者說完全是一個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區分。但是非常戲劇化的就是前幾年他被邀請回他的母校中央美術學院擔任副院長，這個事情給了我們很大的一個啟示——究竟在徐冰的世界里面，他是怎么思考這個問題的，是如何去應對這個變化的？很可能不是徐冰主動地有這個愿望最后又達成了結果，而是先發生了這件事，徐冰最后必須修正他的認識。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陳丹青的身上，但是陳丹青后來還是選擇了一個獨立出來的姿態，他仍然保留了他批評體制內種種弊端的權力。而徐冰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他認為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區別可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是我們很大啟發的一個來源。
第二件事就是蔡國強。我們知道蔡國強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西方藝術舞臺上面嶄露頭角的時侯實際上是非常獨立的。他的很多觀點都相當獨立，甚至對于中國的文化、政治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們發現2000年之后他的策略有些改變，特別是從馬克西莫夫的收藏展開始，已經開始非常主動地把社會主義整個藝術遺產跟他思考的問題結合在一起。
緊接著更加戲劇性的就是他成為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視覺方面的總策劃，接下來就是去年2009年建國六十周年擔任天安門廣場大型煙火的總策劃。這個就讓我們一直以來的體制內外的幻覺或者東西方之間的界限遭到了挑戰，這個挑戰可能還不是最劇烈的。
最劇烈的就是出現在宋莊的靈魂人物栗憲庭身上。我們都知道宋莊的前身圓明園，本身就不能被政府寬容，后來圓明園被摧毀了，之后才有了宋莊和798。宋莊作為圓明園的一個精神的遺產，一直以來在輿論當中或者在我們的意識中都扮演著不合作的狀態。到了今天，偶爾還能夠看到老栗在一些不合作狀態當中的堅持。比如去年年底關于藝術區拆遷的問題，在《三聯生活周刊》上面還出現了老栗披著棉襖捍衛即將被拆遷的藝術家的工作室圖片。但從另一個角度又發現一個非常戲劇性的事情，就是栗憲庭（老栗）目前正在進行的一個計劃是跟西安的一個行政區的政府進行合作，而且這個區又一個非常主流的區，就是我們國家文化產業的四大示范區之一“曲江文化產業示范區”。這會讓我們在認識上面產生一個混亂，就是老栗是以一個什么樣的姿態參加這個事情的，他是一種合作，還是一種批評？這個東西讓我們非常地混亂。
剛才我說的這幾個例子，就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大的啟發。究竟中國這幾十年以來在所有當代藝術的實踐中，我們這個體制內外的區分，甚至后來演化成為中西意識形態的對抗，這個東西是一種幻覺嗎？出于這個原因，我們今年在藝術節當中除了邀請群落這部分，因為群落代表的是比較獨立的，比較自發的這么一個聚集區類群的主體。同時也邀請了八個全國各地的藝術院和八個國外的藝術機構來參與藝術節。我們希望制造藝術群落和學院，以及國外藝術機構之間的立體交叉的狀況，來應對剛才所提到的這些困惑。為什么當年我們認為有體制內外之分或者是中西方之分的界限，認為有這個圍墻存在，但是今天出了一個問題——通過這次藝術節發出一個問題——是不是這堵圍墻是一個幻覺？這就是我們要提出所謂的“跨界”，就是指不管體制內外，中西方之間的障礙存沒存在過？今天是不是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今天要把這幾個東西放在一起去討論，去面對，這才是一個誠實面對當下真實問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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