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岳老師，感謝您今天接受我們的采訪。作為“第六屆中國·宋莊文化藝術節”總策劃，您把策展的主題定為“跨界”，您當時是怎樣擬定這樣一個題目的？

岳老師：首先我覺得是基于目前對宋莊的觀察，因為我進入宋莊之后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就是這里是一個非常跨界的地方！比如說我們的精神病院對面就有一個后現代的建筑，然后我們的村民也自己蓋美術館，藝術家反而開起了餐廳。很多跡象都表明宋莊是一個跨界的現場，這個跨界是沒有任何設計性的，是自然生發出來的。我感覺到了宋莊的活力，之后就在思考宋莊跨界的現象是不是全國其它地方也會有，所以我很有興趣來討論一下這個“跨界”的現象。
我覺得如果要了解跨界，我剛才說的那幾個特點是比較直觀地能看到的。實際上跨界這個詞最開始是先從汽車設計當中來的，就是不同類型、種類進行混搭，進行跨界設計。很快它也成為時尚界比較流行的詞語。后來我想既然要作為這次文化藝術節的策展理念，肯定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的現象上，也不能停留在簡單的流行語匯中，所以基本上我就把它提煉出了兩個跨界的含義：
第一個就是適度地跨越。我發現宋莊一直都被認為是一個體制外藝術的家園，就是藝術群落。但是我又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所謂的體制外藝術家園里邊的藝術家，很多都是原來在體制內里面呆過或者是培養出來的。所以我一直感興趣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圍墻到底存不存在，是不是這個“圍墻”只是我們的一個幻覺。去年栗憲庭先生做了“群落”，由此今年把藝術學院這一部分也拉進來，然后再把國外的藝術機構也拉進來，形成一個立交橋式的感覺。就使得群落、學院、國外三者之間形成一個互動、交叉、立體的格局來討論這之間到底有沒有一個圍墻存在，因為這個圍墻有可能是體制內外或者是國家內外的圍墻。
第二個跨越指的是學科跨越。這個學科跨越現在大家都很好理解，在不同的職業當中穿越。但我更感興趣的是把跨界的兩個含義都囊括起來，希望能夠通過這個來討論一下今天整個中國的藝術環境到底面臨著怎么樣的一個改變。

記者：我覺得這個話題特別有意思，剛才講的是體制內外的跨界。就是一個在朝的，一個在野的。本身藝術節就是一個民間活動，但是主辦方卻是政府機構，這算不算是一個跨界的界限，就是它的臨界點在哪兒？你怎么區分本身就很有意思，這個概念很模糊。

岳老師： 你說的這個有意思。舉一個例子，宋莊藝術節的主辦方是宋莊鎮政府（笑），所以它是一個官辦的。但是主要執行操作的機構是宋莊藝術促進會，這個促進會是民政部門注冊的，目前的會長是由大家推選出來的洪峰主任，而他本身又是在政府里邊任職的一個官員。促進會的確也給藝術家提供了很多的服務。這等于說就在體制和民間之間形成了一個緩沖區和變壓區的功能。宋莊促進會作為政府和藝術家的緩沖區，本身就非常的跨界。就是它到底是一個圍墻?還是一個過渡區?這個相當有意思。

記者：據說有藝術家在宋莊當服務員謀生，這是由他內在的需要促使去做這個事情——養家糊口。而宋莊的村民看到村里來了好多藝術家，出于交通問題的考慮，他們跨行開出租從而緩解了交通的壓力。您是怎么看待藝術家、村民、政府在這個氛圍中的各自需要的？

岳老師：這個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剛才說到一個“內在的需要”，藝術家開餐廳是因為他不可能完全靠藝術作品養家糊口，他自己或者父母跑來這里開餐廳，等于說是通過開餐廳來支持他進行藝術創作。這個東西實際上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沒有人去設計和規劃。另外村民們自己買小轎車，他們來為藝術家在交通上提供便利，自己也能增加很多收入，這個就是村民在財富上的內在需要。從政府的角度，如果沒有這些藝術家住在這里，宋莊實際上是一個很平庸的村子，它不可能很快地找到一個題材來提升它的政績。我覺得政府對這個東西，這個題材是非常看重的，就是它需要建功立業。同時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的一些官員，包括一些村民，有一些資本的商人也很敏銳地看到了這個機會，然后就建了藝術館和進行出租的工作室和藝術品交易，他們也從中看到了商機。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沒有一個剛才我談到的現象是外力讓他們做的，而是他們自發、主動、熱情、執著、投入的去做。這就意味著實際上是他們發自內心的一個內在的需要。這個東西，就是他們的跨界，不是他們想趕時髦，而僅僅只是因為內在需要導致了跨界的結果，就是說跨界不是一個原因，而是一個結果。

記者：以您第六屆宋莊文化藝術節總策展人的身份，您是怎樣利用藝術節來滿足各方需要的？

岳老師：這個問題問得很好。首先先從藝術家來說，我覺得提供給藝術家的是在一個非常集中的時間里邊去展現其創造的舞臺。可能我們一年只有這么一次機會，藝術家會利用這個機會，無論是參與到藝術節的內部來進行作品的展覽、呈現、交流、銷售，還是趁著藝術節期間自己組織一個獨立的展覽，都對藝術家會產生一個很好的推進效應。這是從藝術家角度來談的。
從村民的角度來看，我想在藝術節期間一定會促進他們所從事的經營和銷售活動。比如餐廳，還有他們開出租車也會得到很多收入。如果他們開旅館，入住的人會比較多，就會增加他們的收入。
另外從政府來說，宋莊鎮政府現在正在講推動CAD“中央藝術區”的概念，當然這個肯定要得到更高一級政府的認可，宋莊的價值可能會比較有益處。如果宋莊呈現出了具有對于創造力凝聚的一個功能的話，他有足夠的一個凝聚力和吸引力，還有黏合度，這會對更高一級政府的認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同樣的道理如果宋莊做得好，對于通州本身這個板塊的價值也會有貢獻。如果通州區做得好，本身對于現在北京市正在進行新的經濟和文化的規劃也會啟到添磚加瓦的作用。從藝術家、老百姓到政府幾方面都會在里面各取所需，能夠得到各自所需要的。

記者：那么您在預想本屆藝術節時，是打算把宋莊藝術節做成一個學術性很高的，大家參與進來很有面子的一個活動，還是說想讓藝術家在參與它的過程中拿到更多的實惠？

岳老師：我傾向于后者。就像我剛才所說的跨界不是一個原因，而是一個結果。它是因為各方都有內在的需要，所以才產生跨界的結果。同樣的道理，你剛才說是應該有一個比較學術性的東西，還是讓大家得到更多的實惠？我認為學術性是建立在實惠的基礎上的，如果你真的能夠讓各方都從這個藝術節本身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那么它的學術性就會產生，這是我的一個觀點。我不認為先有一個很強的學術性以后，那個實惠才來，我把這個問題是反過來看的。甚至我認為，包括威尼斯雙年展、卡塞爾文獻展本身也是由于內在的需要，才產生雙年展和文獻展本身。我們知道卡塞爾文獻展本身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卡塞爾作為戰后的一個衰敗的城市，需要通過其它的方式來振興。這個學術性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慢慢累計起來的，而且學術性是取決于參與其中藝術家的創造力本身的。他們的聚合才是產生學術性的一個基礎，而不是說我們策展人去規劃出一個學術性就有學術性，那就太一廂情愿了。威尼斯政府初期愿意投入一億美元來支持他們的雙年展，是因為最后都會通過旅游、飯店、交通等各個方面來產生收益。所以我覺得所謂的“學術性”一定要建立在實際的需要和基礎之上，這是我的一個思路。所以為什么我想跟以往甚至是目前其它國內的雙年展要做得不一樣的地方，就在于我們要放棄那種幻覺，覺得我們完全可以用一種非常精英主義的方式，推出某某主題。好像這個東西就能帶領大家怎么怎么樣，我覺得這不對。而是說如果我們這個藝術節給各方都帶來了實惠和好處，是通過市場的效應把這個事做起來的，這個事本身就有學術性，就很學術！

記者：您的意思是說通過宋莊藝術節帶動宋莊、通州一些相關產業的發展是嗎？比如旅游、餐飲、交通方面等等？

岳老師：這個肯定是重要的一個部分，如果我們不能在這樣一個角度實現一定的目標，這個藝術節肯定是沒有生命力的。就像任何一個生命體不可能是永遠靠著喂奶或者是打吊瓶去成長，他要自己去找吃的。如果宋莊藝術節甚至是宋莊自身具有這種能力的話，那么它就會生長得很好！要有這個捕食的能力，要是一個勃勃生長，健康向上的東西。而不是總有人抱著它，呵護著它，給它喂奶，給它營養品吃，這是不對的！

記者：您說的這些是不是我們國家現在已經開始注意到了？國家推出了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宋莊現在也是在文化創意產業中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類似于前沿陣地、現場的一個位置，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岳老師：你說的這個特別對，就是宋莊作為一個案例，它在呼應國家文化創意產業方面，到底扮演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以及它有什么樣的獨特性，跟其它地區有什么不一樣。

記者：有的地方也做過，但是沒有成功，這與宋莊本身有什么不同？

岳老師：這個問題，去年十月份的時候，國務院的參事來我們宋莊考察，緊接著他們很重視我們的談話內容。后來把報告遞到了上頭，上頭就讓文化部再進一步組織調研，我和洪峰會長就在二十天以后去文化部開會。在這兩次，一個是跟參事的會議，一個是在文化部的會議，我都強調了宋莊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它是一個真正的自發的聚合體。當時我用了一個比較專業的術語叫“波希米亞指數”。什么叫波希米亞指數？就是一個地區，如果藝術家和設計師，還有很多有創造力的人在這里扎堆。甚至你都不知道為什么會在這兒扎堆，可能有很多理由——租金便宜；有寬闊的場地；或者偶然地住了好多人，就越聚越多等等。那么越聚越多有什么好處呢？首先我們說這個叫做聚集的密度和有效度，這個叫波希米亞指數。因為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西方的詞匯，就是波希米亞和布爾喬亞是相對的，布爾喬亞是比較貴族的，波希米亞則是游牧、流浪、自由創造力的象征。那么一旦一個地區的波希米亞指數足夠高的話，就意味著這個地區的凝聚力很強，它的活力很強。這就會導致一個結果，他的創造力不管是藝術家、設計師還是相關的創新企業——畫廊、工作室、動漫產業，甚至包括跟文化有關的飯館、餐廳、酒吧，包括政府必須要出臺一種政策來配合這件事情。一旦一個地區的波希米亞指數升高，在個人、企業和政府之間聯系的質量就會升高。這個就是相互聯系的質量！一旦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聯系足夠充份、潤滑、有效，那毫無疑問一定會形成對經濟的拉動。而且這種拉動，還不是簡簡單單的產品的增加或者產品質量的增加，而是會形成一種點擊率的魔力，會使更多人加入進來。
我在兩次會議都強調宋莊就是這種波希米亞指數非常高的地方，它莫名其妙地聚集了幾千個藝術家，那么這種凝聚力，這種粘合度是我們國家很多其它也要做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那些地區非常羨慕的，也是辦不到的。他們一般都是由政府從上而下的規劃，說這個地方叫文化區，這個地區叫藝術村，最后沒有人去住。因為你不可能說我去規劃了，藝術家就去住的。而是藝術家先住了，政府再因勢利導，這樣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生命體。我只是關注一點，宋莊為什么可能成功？就是因為它具有這個凝聚力和粘合度，這是它跟北京其它地方甚至包括中國其它地方的文化產業唯一不同之處，也是它應該特別注意的一個地方。在此基礎上面，我也不斷地呼吁，政府一定不要用他們一廂情愿的規劃來傷害這種藝術家自發的聚集效應。同時我也同意，藝術家也應該跟政府和企業多溝通，多聯系。讓它能夠在一個更加健康的軌道上運行。同時企業也應該擔當的是一個既能夠呼應國家的大眾方針，同時也能夠呼應藝術家的需要，就是藝術家希望他能干什么。這個才是宋莊的生命力。

記者：我也注意到好像您在西安也曾經做過關于創意園區的工作，也有一些藝術家在那兒聚集，后來好像不是太樂觀，您覺得是什么原因？

岳老師：這個問題就是剛才我分析的那些問題，什么意思呢？我在西安這個領域里工作了十年。前五年我是作為藝術家的身份來參與的，后來我發現如果我們做的這些所謂的當代藝術不能呼應這個城市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以及媒體公眾輿論的需求，它是不可能生長下去的。后來我們也傾向于跟一些企業，包括房地產合作，也進行了一個藝術區的建設，就是紡織城。這個藝術區在我們自發去做的時候都非常變相地成長，后來我們發現政府一旦介入事情就糟糕了。但政府介入，第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它的規劃性太強勢了。他們忘記了一點，這個區的存在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先有藝術區，才有他們介入式的規劃。他們在處理政府規劃和自發性聚集的辯證關系中，應該非常小心翼翼。但是很不幸地是在我的實踐過程當中發現，政府出于他們自身的目的，為了他們的單純政績工程，不惜犧牲藝術家的自發性以及更加專業的機構能力和能動性。甚至撇開這些專業人士和藝術家的創造力，然后照顧了政府自身一廂情愿的利益。這樣對于藝術區的原創力、凝聚力、創造力產生了很大的傷害，這個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一個例子。另外還有一個例子，就更加極端，就是西安的曲江。曲江的問題，我在包括文化部的會議上也都談到過，曲江是一個非常強勢的規劃結果。它像一個巨獸一樣不斷地吞食各個概念——從動漫到搖滾樂，到當代藝術，到亞洲第一大噴泉，到民俗藝術，任何一個題材都要吞進去。然后請來的都是大腕，譚盾等等。誰大腕我就請誰，其目的只是為了炒高那個地區的房價、地價，然后政府增加稅收。這個東西造成了一個負面的影響是什么？它摧毀了西安本地的原生態文化。就是西安本地的音樂、動漫、藝術沒有得到扶持，反而花非常大的價錢去引進外邊那些“恐龍”，這群恐龍一進來以后就造成了對于原生態生命力的一個摧毀。
另外，西安是一個文化古都。實際上，曲江也就是打著大雁塔的文化遺產，還有曲江這個無形的文化遺產，甚至包括法門寺這個佛教勝地。他們打的是佛教資源，文化資源，歷史資源，遺產資源來進行土地開發和房地產開發。在這個基礎上面，我認為他們實際上為了單純的地價和房價而犧牲了歷史的中立性和純潔性。因為我覺得像法門寺這種佛教勝地，還有大雁塔這種宗教場所應該是屬于全人類去緬懷歷史時一個中性的場地，不應該成為一個被過渡開發的地方。但是很遺憾政府為了對它進行開發，使得現在看到的在大雁塔法門寺旁邊產生了大量的假古董，真古董實際上很少。這種假古董包圍真古董的現象，我認為實際上已經摧毀了我們對歷史的想象或者我們對歷史的一種緬懷。所以我現在基本上把西安定義為一個正在摧毀真實文化的文化古都。
這個環境，剛才我已經講到了三個層面：一個就是政府的規劃性跟藝術家自發性的沖突，體現在我參與建設的房地產項目上；第二個是政府引進的“恐龍”打著文化創意產業的名號，行的是房地產、地價和房價支持的事情，壓制了整個西安原生態藝術的發展；第三個是它在通過“假古董”的建設，這種招商和拉抬地價的方式，不但摧毀了正在發生的文化，也正在污染我們的歷史文化遺產。這三個層面，等于說我在西安的這十年一直面臨著在一個比較惡劣的環境里邊堅守藝術的原生性、自發性和創造性的這個事情。現在回頭一看，發現太艱難了。就是你想你面臨這么多的敵人，不失敗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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