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雕塑中國”的展覽是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的一次創作回顧展，從1918年建校到現在差不多有一百年，也相當于是對中國現當代雕塑史流變過程的一個回顧，而您，作為雕塑系的老師，同時又是當代雕塑藝術家，從您的角度，是怎樣去看待這樣一個大型的歷史性回顧展?
于凡：這是一個好的契機，央美藝術中心提供場地和資金，雕塑系借此機會舉辦這個展覽，我覺得還是很難得的。梳理一下中國雕塑的歷史，還配合有展覽的系列講座，我也主持了由劉禮賓老師主講的第一場講座，我覺得這樣對學生、對老師都有好處。央美是怎么來的?雕塑的概念是怎樣建立起來的?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學術上，這個展覽都可以引發人們思考。其實每位雕塑家在歷史格局里面都會有一個自己的位置，我覺得對雕塑家、對學生來說能夠看清這個位置，明白他的分量，自然會有一種責任心在里面，我覺得特別有必要。
記者：近年來關注這種雕塑的大型展覽、大型回顧展比較多，你們覺得這次雕塑回顧展的特點是什么?
于凡：我覺得是完整。基本上每位美院畢業的，不管成就如何，基本都邀請了。相對而言是較為全面的。
記者：但是組委會挑選作品的時候也是有選擇的，畢竟畢業的學生也很多。
于凡：盡量都聯系，我們不選人，作為晚輩來說，去選前輩這個不可能。而且我們希望盡可能的完整。比我們晚的年輕人也是這樣，我們都邀請了，都可以來參加。社會上的展覽需要考量到方方面面，很難做到全面，而我們這次是純粹學術性展覽，和經濟也不掛鉤，所以我們做得還是非常全面的。
記者：這次展覽它希望討論的問題是雕塑之于中國的價值和意義何在?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展覽前言里，劉禮賓老師就談及了這個問題。
于凡：劉禮賓的畢業論文寫的就是民國雕塑。我覺得寫得挺好，找了許多史料。他一直沒有得出結論來，就是因為雕塑一直沒有獨立成為一個專門的藝術，像繪畫一樣擺脫社會、擺脫周圍的大環境。之后的雕塑也一直沒有完全獨立起來，從民國雕塑之后就做一些有錢有勢的人的塑像，然后做英雄、做工農兵。雕塑一直沒有清醒地像繪畫一樣，繪畫很獨立，有一套自己的審美體系、表達語言。所以這方面我覺得好像都有欠缺。到了現代，我們應該去思考這個問題：雕塑作為一門藝術，它是不是也有自己獨立的價值。周六的雕塑之夜，辛云鵬的發言：“雕塑可以不為誰服務，它就是呈現雕塑本身。”它代表了一部分年輕人的心聲。雕塑也許不是服務，但是需要參與到整個文化界中來。整個展覽至少引發了一些人的思考。我認為更應該去考慮雕塑本體的東西。
記者：我們中國現代雕塑的起步是從西方那里學習和汲取營養的。比如一些西方多樣化的語言方式、風格等，可以說我們對待西方藝術的態度一直都比較開放，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呈現出從語言、觀念、材料、技術等方面也很成熟的狀態，我們現在該怎樣處理跟西方雕塑藝術的關系?
于凡：現在還不夠。首先雕塑概念是外來的，包括我們現在所做的具象雕塑，學校教學這套基本都是從法國開始引入，后來又到蘇聯學習。因為中國的本土雕塑沒有這個概念，一直是為陵墓或者是殉葬所塑，都是服務型的，它在藝術上的意義是后來賦予的。在中國古代，沒有雕塑的理論，也沒有藝術家留下名來。雕塑，一直是匠人做的事。所以這時候我們說用本土的文化和西方的雕塑抗衡，就好像不是一個概念。西方的雕塑藝術作為門類之一發展過來，它的脈絡是清晰的，而我們現在也必須建立起一種線索，從文化領域上，從審美上，從哲學淵源等根本問題上給雕塑一個東方的定義。西方的雕塑現在在改變，改變從希臘傳下來的那種具象藝術，我們現在也跟著它走，這會有一種誤區，就是我們一直在追隨，從未獨立行走。
記者：我覺得現在我們自己本土的雕塑藝術家，他們在與西方藝術、中國傳統藝術關系的處理上，可能是有共同話題的。
于凡：我覺得藝術的發展，就是剛才提到的這個展覽，會呈現出一種歷史的無奈。每個藝術家都要承擔這種無奈。因為，每發展到一個階段，這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每個人都無法逃避。也許你很杰出，但是沒有辦法。我認為我們現在也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必須去做一些鋪墊性的工作。像我剛才提出的這些問題，其實我的個展也回答了這個問題，十幾年來我一直在找這種東西，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發展絕不是靠西方的認同，而是我們自己把這事重視起來，自己認同自己才行。如果拋開傳統不說，就急于求新，這樣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基礎不牢，根不穩，在理論上很難去闡述，因為不知道該從哪個系統往前走。而西方藝術是一代一代累積起來的，他們的藝術是有跡可循的，特別是當代藝術。所以我們要先找到屬于自己的體系，從根出發，然后才能往前走，但是你能走多遠還不知道。剛才說到處在這個時代、這個階段，會有一種無奈。沒有辦法，但是必須要面對，而不是說不管它。特別在學院里，我覺得要承擔起這個責任來。如果在社會上可以不管，可以做自己事情，但在學院里，從事教學，就必須正視這個問題。
記者：中國有著特別古老的雕塑，也有它自己的體系。雖然可能也是服務性的，如陵墓。但是在中國雕塑的發展中，也不斷有藝術家希望能夠與現代藝術結合，因為您之前也談到說自己從中國傳統雕塑吸取了很多的營養，但是又是學西方寫實雕塑出身的，您覺得中國經歷了百年的學習效仿的過程后，是否應該經常回望我們自己的傳統，現在對中國傳統雕塑的研究、發展依舊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于凡：我說過從傳統里面吸取了很多的東西，我說的并不完全是傳統雕塑的形式，而是從傳統文化里找到了很多東西，比如精神、宗教、哲學、詩歌、繪畫等。我從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因為只有找到那個，才可以找到傳統文化和審美的源頭。因為從根本上來說，在美術上，西方它是以模仿開始的。模仿現實，它要展示的是有多強的能力去模仿。而我們的審美體系一直是“造物”，就像我們一直叫造型學院。不論做什么雕塑，都是圍繞“造”字來做的。另外再從文化上、哲學上來說，其實東方的藝術不太顯露作者本身的能力，就像修行似的，它展示的是修行的境界，這在根本上和西方是不同的。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尋找、要學習的可能是這個東西。但是因為雕塑是個舶來的概念，所以我們沒法忽視，特別是現在的教學體系，還是從模仿做起。我覺得其實也未必是壞事，但是必須要從這個基礎往上去提高。而中國藝術好像很難教，因為教完了技術之后，還必須告訴學生“道”在什么地方。
記者：現在很多藝術家都在嘗試用各種各樣的方式越界，雕塑與裝置、建筑甚至是多媒體和現成物之間的邊界也越來越模糊。您覺得雕塑的分界還應該存在嗎?如果需要，那雕塑所存在的根本是什么?
于凡：我覺得不需要把自己固守在一個界里，但是你首先該知道界在哪，然后再選擇在界內還是越界。大家現在都喜歡說越界或者跨界，但這其實是一個特別庸俗的詞，感覺挺時髦，好像越了界之后就有了新的東西，但事實并不是這樣。
記者：對于雕塑公共性的討論一直不斷，由于城市的快速發展，對于城市雕塑的需求也與日俱增，一件成功的公共雕塑會成就一個城市、一代人的精神記憶，當非常個體化的藝術創作擔負起社會、城市的責任，藝術家該怎么做?
于凡：藝術家把個人性的東西放到城市里面，需要看一個城市整體的文化水平可不可以接受，觀眾是有發言權的。我覺得最好的公共作品，像美國一些公共藝術，其實他們都考慮了公共性。當藝術家腦子里有公共性的時候，才可以去做公共藝術，而不只是很簡單的個人化的東西拿出去放在公共環境里，強迫人們接受。像我之前舉例了一些藝術家的藝術作品，諾古齊在底特律的多吉噴泉，他們都有考慮到公共性。觀眾會覺得他是為我們做的這個東西，而不是說非常個人化的。表達私人情感的東西不能強迫叫公共藝術。一個人在世上，不論做什么事要考慮到別人，藝術家也一樣。你要考慮它是給別人欣賞，給別人做的。
記者：好的，感謝您接受此次的采訪，謝謝您。
